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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子孙”，自己伟大的祖上既没有出过保长也没出过恶霸，倒是和闯王、太平军、义和团一脉相联。与此同时，伟大舵手的指示已经到来，与中国各地武斗剧烈的地方一样，S厂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刻不容缓。在这种背景下，与两支“造反大军”均无任何瓜葛的梅被双方接受进入了新的领导班子，应该说梅机遇不错。

随后是漫长的十六年生涯。

几度春秋几度风雨，梅几乎将S厂的各科室都转遍了，但唯独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依然只是一个科长，十六年如一日的科长。钟摆似乎停止摆动，但梅不抱怨不焦虑不着忙，他这人素来自信且极有忍耐力，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抢也抢不来，别人咋咋唬唬地“大造房子”，梅却不慌不忙地打着地基。

这时期，梅读了两个大学，一个“工大”自动控制系，一个“部大”马列专业，他让自己具备了共和国干部的最佳主体条件：又红又专。此外，梅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充分地做到了当年水泊梁山汉子们的高尚境界：某科长的儿子想进S厂技校，但考分不够，某科长与梅闲谈中聊起此事，梅二话不说，与劳资料〃战友〃一讲，绿灯放行；某女工身怀六甲，找上梅想调一个轻松一点的活儿，尽管这个女工与梅可以说毫不相干，尽管梅对这个颇有姿色的女工没有想法，但梅依然点点头，让女工从那个始终有些阴暗的车床边解放了出来；某青年颇有才华，但是编制问题始终作梗，“以工代干”了三年仍没有方向，该青年听了有关梅的传说，鼓足勇气找上了梅，梅微笑了下，十分钟之后便解决了三年没有解决的这个棘手问题。

梅在S厂决非没有敌手……因政见、因脾性、因文化背景、因各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等等而产生的敌手……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赢得了极多的朋友，人们普遍地感到他讲信义、有魄力、富于人情味，人们尤其难忘梅在他人有求于他时的那种非功利潇洒：对男人他不推敲你的职位高低，对女人他不挑剔你的五官排列，除非办不了的事，否则办完便拉倒，曾给多少人多少好处他很快便忘记了，至少是装作忘记了。

1986年，梅42岁之际。与梅一同进入S厂的鱼雷快艇上的〃战友们”已纷纷占据了S厂的要害岗位：举凡干部、政宣、劳资、生产、工艺、技术、开发、外贸、财务、供应、设计、后勤各科室以及党办、厂办都有他们闪动的身影，他们之间无需多说什么，仅凭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便能相互沟通，他们心照不宣地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旗手就是梅。

太阳底下的逃亡（2）

这时原任厂长上调公司，S厂最大的肥缺等待着它的幸运者。不少野心勃勃的汉子在S厂蠢蠢欲动，期待意想不到的好运降临头上，梅则显得泰然自如，有关他的神话在S厂甚嚣尘上。

牌摊开了，梅成了厂长。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S厂没有比梅更为合适的人选，十六年之后，这个鱼雷发射手终于能够发射他个人的抱负之雷，他迎来了自己的新纪元。

和梅恰恰相反，谢的故事得从其孩童时代讲起，因为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与此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他一生都没有走出童年的阴影。

1952年一个严寒的早晨，谢诞生在南中国一座戒备森严的兵营里。谢的母亲是一个具有古典风范的美女，同时也是一个经过战争锤炼的无情的布尔什维克。理智、冷静、利落构成了她基本的风格。谢的父亲则是一个党的艺术史专家，他冲动、任性、略微有点傲慢，但又才气横溢、生气勃勃。当他们之间的爱情产生了结晶之后，他俩却在观念、趣味、个性等等方面产生了比较剧烈的冲突，这冲突最终以男方爱上一个颇有才情的女医生另组家庭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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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谢和母亲住在了上海的高干住宅区。在谢的童年记忆中，那里有着一间间高大、阴沉的房子，高高的天花板上布满了古怪的花纹，潮湿的墙壁充满寒意，母亲威严的声音总是从远处缓缓传来，而窗外，则有着浓密的树叶，是一片又一片的浓密树叶……

这一切—父亲的离去、房屋的压抑—在谢的心灵里注入了什么东西没法说清，但谢从小就显得格外敏感、胆怯同时又十分多情。

岁月在悄悄流逝，谢像平原上的小树慢慢地成长了起来，母亲惊奇地发现谢爱上了她昔日丈夫钟情的艺术事业，谢思考的神情也极似他的父亲，谢心里在怎么想呢？母亲无法知道，但那似乎也是令人不安的。

动荡的1966年到来了，谢戴着红袖章出发去改造世界。那天，母亲将谢送到了上海的老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