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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就想得如此周到，真诚关怀，并且，实在是多亏他的帮助，才使我终于读完了四年大学。如今，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吴先生过早地罹难也已经15年了，想起那次与吴先生的会面，那笑盈盈的对青年人的热忱，怎能忘却？我总感到他虽死犹生。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他们的处境恶劣极了，学生们担心他们的安全。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吴先生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的‘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事吗？”对个人安危，只是一笑置之。

抗战时教授的待遇很低，吴先生上要供养老母，爱人长年生病，几个弟妹从家乡出来求学，也要供给费用。吴先生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鞋一双，吸着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有时还不得不卖去一部分他十分喜爱的书籍。但是，他不管自己如何困难，总是先想到别人，又能洁身自爱，以模范行动感染学生。有两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我和他妹妹吴浦月、妹夫宋汝纪在宣威一起工作的时候，春节我回到昆明，送给他两个火腿罐头、几包香烟。临行时他交给我一个任务，把一百本《*周刊》带到宣威销售。他送我到门口，忽然说一句：“这一百本，卖、送都由你，钱不用寄回了，你才工作，来一趟不容易，补充一点路费吧。”吴先生啊，你对青年人真是体贴入微。另一件是，有一次，大概是1944年吧，我在翠湖边遇见他，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市区走，我知道吴先生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太可惜了”。吴先生说：“国民党军队在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后眯着的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吴先生和千先生的关系，他们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革命的战友。我只是在心里想起古人说的一句“助人为乐”的老话，感到自己应该学习吴先生的“先人后己”的美德。

往事如烟，有许多是记不清了。但是，在和吴先生有较多接触的四五年中，我感到吴先生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名教授、名学者，可谓是名人了，却从不摆架子，而且在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中，从“心底无私”中流露出可贵的纯朴天真，还带着浓厚的义乌一带农村的泥土气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士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而且，按照俗话说他在北京做了“大官”了，但是有些义乌老乡去北京看到他，依然是天真朴素，笑盈盈的。他正直、善良，又加上天真，想不到竟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英明的，如今陷害吴先生的人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千秋功罪终究分明。“天真犹自笑盈盈”的吴晗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站在他的学生面前继续教育学生为四化献身。

（原载《故乡的怀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侯大乾　爱国志士民主战士（1）

——忆吴晗同志在昆明二三事

一个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同他接触、交往的一些印象，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冷漠与朦胧；但一旦当他不幸逝世，特别是蒙冤负辱离开人间，那已朦胧的印象，就会在怀念和激愤的泪水中得到“显影”。于是，他过去的一切就又清晰地、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久久不能消失。

此刻吴晗同志那朴实可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目前，同他那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情操，交织在一起，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怀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吴晗同志是在1941年。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在军事上暂时取得了优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迅速地解决中国问题，以扩大它对国际的冒险。因此，它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诱降和威逼的相辅而行的方针，和平谈判不成，接着就用军事压迫，国民党由于坚持*反人民，经不起日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