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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问题的记者或研究农民工遭遇的学者聊过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那时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还未被媒体曝光。但他们讲述的故事，其令人唏嘘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山西的故事逊色。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户口制度，不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差别、消除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那么，农民工的命运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那些令人唏嘘的故事还会照常发生。

我也对他们谈起过我在深圳街头认识的那位拾荒者老范的人生遭遇，他们的反应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所听到的其它故事比老范的遭遇更辛酸！”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我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许多进城农民都难以摆脱这种宿命：青年进城卖苦力，中年进城卖破烂，老年进城去讨饭。

老范说，迫使他从“卖苦力”转为“卖破烂”的关键性因素，是他在海南的一段经历。

“听说去海南搞建筑好赚钱，我就和几位安徽老乡从温州跑到了海南。”老范回忆说，“但没想到，去海南容易，出海南就不那么容易了。”

老范停顿了一下，望了望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然后接着说下去：“在海口，我和老乡跑了好几个建筑工地，都是干完活没拿到钱，或者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很少的钱。后来干脆没活干了。在温州挣的钱也都花光了，我和老乡只好睡在工地、睡在桥下、睡在街头。那时，我好想离开海南，但我连买船票的钱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和老乡找不到活干，无聊之中来到了海口假日海滩，我们隔着琼州海峡，遥望对面的大陆，老乡告诉我，对面模模糊糊的那一片陆地，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我也看到了，但心里好难过：呵，这么近，看得见却过不去……”

老范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他后来是怎么跨越琼州海峡，回到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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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1）

“我们村的许多年轻人都到大陆打工去了，”李云（化名──作者注）坐在自己药店的柜台后面，对我说，“我也在深圳打过工，体力活，又脏又累，但收入比我现在开药店的收入还高。”

李云大概二十六、七岁，在海南省五指山一个苗族山寨做乡村医生。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使用“大陆”这个称呼的，并非只有台湾人。

“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坐在柜台边上的一条长凳上，一边逗弄着他的三岁的儿子，一边问道。

“我毕竟学了几年医，不想荒废掉。”他回答说。

“那为什么不在大陆那边的大医院找份工作？”

“我是山寨出来的，在大陆那边谁都不认识。要是能在大医院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干那一段体力活了。”他苦笑着说。

但他的山寨药店生意实在不怎么样。在我们交谈的三、四个小时之内，他只做成了一单生意：一个穿着典型的苗族服装的妇女，带着一个不断咳嗽的男孩来到了他的药店，李云一边向母亲询问着什么，一边用听诊器听着孩子的胸部，他们谈的苗族话我听不懂，但那对母子拿了药，似乎没交钱就走了。事后，李云向我解释说：“她说现在手头没钱，先赊着。”

李云也是苗族人，但能说流利的汉语，他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与“大陆”那边的城里汉人没啥两样，但与坐在我旁边的他的胞兄反差很大，似乎来自两个世界。

李云的胞兄只比他大三、四岁，但看起来就像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也在“大陆”那边的广东省打过工，因学历比弟弟低很多，就更只好干体力活了，而且干的是最辛苦的建筑工人的活。

哥哥的汉话，我听起来就很费劲，还得弟弟帮助解释：“说不好汉话，也是我哥最终回乡务农的原因之一。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工地的活，既危险，又辛苦，不能长干。嗨，趁着年轻，挣几年钱就回来吧。”

“听长辈说，过去是大陆人都往我们海南跑，但现在，是海南人都往大陆跑。”在来海南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的这位邻座也在“大陆”那边的广州中山大学上学，五一黄金周返回海南三亚探望父母。他告诉我，他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海南工作：“广州、深圳的机会还是要比海南多得多。”

据说，在中国，衡量某个省份是穷是富，有个相对简单的标准：看它主要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接收地。例如，中国最著名的几大农民工来源地，如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都是相对贫穷的省份；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些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