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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

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

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

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

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

动的问我：“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

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

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

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

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

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

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

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

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

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

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

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

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

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

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

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

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

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

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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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

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

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

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

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

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

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

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

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