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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是否正

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

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

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

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

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

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

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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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

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

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

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

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

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

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

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

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

后一同返会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不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

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

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的如此严密，

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

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

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

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

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

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

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

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①，

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

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

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获知谅解，并不是要扩大

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

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

张国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