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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

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

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

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

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

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

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

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

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

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

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

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

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

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

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

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

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

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

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

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

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

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

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

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

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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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

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

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

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

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

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

应使全军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