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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是狭隘的体制规定下带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界定，存在严重的概念模糊和混淆错误，你的问题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无法回答。我只能这么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态，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原动力。战争情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我的重要构成之一，它让我充满了个人述说的欲望。

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代表着当时文坛的最高成就，有评论家认为它们是后代作家难以企及的现实主义创作高峰。我想知道这些作品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一定影响？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

邓：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另两部书没读过，但看过同名电影。我被这些小说和电影深深地打动过，为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遭遇流过泪，不光创作，就连我最初的世界观都受到过这一类小说和电影的影响。

这一类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是单线的，主张二元对立的善恶观，无一不张扬对信仰的追求、真理的坚守、道德的完善、人类大同世界的赞美，与一个多数人赢得生存权的变革时代形成互文，适合那个年代渴望世界具有透明度和热情的读者比如我的阅读。在缺乏其他题材作品的年代，它们占有着文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有一种阶级立场指导下特有的神秘感、颠覆动力、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关于神秘感，我想到了上世纪中叶从事大型计算机运作的那些程序员，他们试图以机器的符号演算方式代替人的认知方式，创造了二进位制的语言。这些人在当时被人们看做怪物。关于颠覆动力，这是阅读最有力量的元素之一。关于苦难意识和担当精神，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缺失的高贵品质。你说的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充满力量的二进位制语言方式，以及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时代叙事，它们在一元化时代建立了一种全民的文学观。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一光（6）

我在这里对你有一个小建议，不必把这些作品硬拉进“军事题材文学”的小圈子里，这样的视角无益于你的研究工作，譬如不必蹲在树木里观察一群鸟儿，你也可以去溪流旁、山峦上、大海边，甚至天空中，你在那里也能看到它们，而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才是它们真实的生活。

杨：塑造悲剧英雄是您战争题材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将您的作品与《林海雪原》等区别开来。不管是《父亲是个兵》中的父亲，还是《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他们都是英雄，又都是悲剧英雄。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又如何理解英雄的悲剧？是否可以说英雄本身就是悲剧？

邓：英雄（hero）这个词最早源于古希腊神话，它含有三个意思：一是半人半神或非凡的人，一是悲剧和史诗的主角，一是统治者。英雄的悲剧性不是由“英雄”的词根决定的，而是由英雄自身的构成以及与时代的冲突这一性质决定的。具有天赋才能、卓越超群、代表着神的意志的英雄，他们始终处在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历史选择上，也处在如何把握自己颠覆旧文明和建构新文明的双重能力上。英雄具有警示时代、创造时代和奴役公众的几重欲望，以及在这些欲望推动下永远不会放弃的行动能力。不是他们不想做到，而是他们做不到在破坏旧秩序的时候不以暴力恃强凌弱，做不到在自己成为新的秩序的维护者之后不成为新产生的那个秩序的代言人，悲剧由此注定。但这个悲剧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文明需要创伤，需要递进和更替，总得有人出来颠覆前文明，总得有人对现有秩序提出疑问，总得有人用智慧、力量或别的什么权力来提出一种更新文明的理想诉求，并且为了建立新的文明和秩序而付诸行动，这是一轮轮文明递进的前提。英雄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悲剧的注定在于英雄的承担是孤独的、不自由的、不被当下文明秩序接纳的，甚至是不自主的，具有同一力量中破坏和建设双向选择后的悖论结局。没有悲剧性结局的英雄一定演变了，异化成新的体制权力，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杨：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学也开始发生全面转型，突出表现在传统的“崇高”、“英雄”、“理想”、“价值”等观念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遭受唾弃。您如何看待英雄主义和崇高精神等在当下的命运？您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呼唤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回归？

邓：我不呼唤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