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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乡村俚语呢？

孙：我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些乡村俚语，我自己并不自觉，它可能只是身体的产物。我生长在那样的土壤中，自然也就长出那样的语言。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不注重地域文化在作品的体现，不是。我只是说，在这样的表现中，我并不依赖于人物口语这种方式，而是着意挖掘辽南乡村这独特的地域文化带给人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着意挖掘这种影响产生在人物内心里的冲突和性格里的冲突。而在我看来，只要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也就关注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孙惠芬（8）

张：您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没有渲染*的过程，只有在《歇马山庄》中，开头就对月月和国军这对青年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文中还有对其他几对农村青年的*过程的详尽描写，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您的作品中简直是空前，是什么使您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您在描写时的尺度是什么？

孙：我觉得我尊重了生命的需要。我曾在一篇访谈里说过，性，在我看来它和爱一样，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它有时候和爱分离。在我所熟悉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乡村，性比爱更能支撑男人们过日子的信念，也包括一些觉醒了的女人。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在对*和身体的认识上，乡村人未必就落后于城市人，农民未必就落后于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在把爱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精神生活的时候，往往放低了性的地位，这对生命是一种不负责任，或者说是一种虚伪。乡村人可能从不知道对生命负责任，但他们最少虚伪。也许，是一直以来这种想法鼓胀着我，到写第一部长篇，觉得终于有了一个时机，于是就写得　很恣肆。至于如何把握分寸，我没有多想，只是尊重作品的需要，人物的需要，尊重当时的创作直觉。

张：是的，作家在作品之外想得太多顾虑太多对创作来说未必是好事。您的长篇小说《上塘书》曾引起文坛的争论，它与传统的乡村题材小说以人物和故事为主线不同，是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婚姻”和“上塘的历史”等类似“地方志”的模式结构全篇的，在得到好评的同时，也有批评家认为您的这种写法偏离了小说的品格，您自己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图，您能在这里谈一下吗？

孙：我从来没有写地方志的意思，那样的形式是借鉴了毛泽东《湖南农*动调查报告》中的“寻坞调查”。所谓地理、交通这样的小标题，只不过想从调查入手，为进入找到一个恰切的方式。多年来，在拥有了在大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的经历之后，我发现我心目中的乡村与外部世界有着本质性上的相同，于是就相信一定有一种形式能够打通乡村与外部的通道，在这篇小说之前的所有小说，我写的都是人在城乡之间的困惑和纷争，只有这篇例外。让一个乡村整体出现在小说里，困惑和纷争只是一个个局部，而把这些局部联合起来，目的是让它对应着一个更大的整体，建立与外面世界本质性的联系。很多人关心的是小说的形式，但对我来说，这里的内容更重要，那是上塘独有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是外部生活的逆向延伸。而这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条道，每一个仪式，无不与外面世界的意义发生联系。我从不认为这部小说偏离了小说的品质，小说无定法，不只是传统的讲故事的小说才是唯一的小说。我讲了一个地方的故事也照样是一个故事。误读总是可能的。误读也不是坏事。

张：是的，其实一个地方的故事讲的仍然是人的故事。您在2000年发表了《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这部中篇。虽然很多评论家都把您的作品纳入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视角，但您真正探讨女权意识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是表现女性姐妹情谊的实现与失败的一部作品，您不会反对吧？但它还不是很明确。但是在《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您描写了两个女人在男性社会中所遭遇的不幸和她们对彼此的依赖与扶持，以及最后却不得不终结的友谊，小说中的人物对“男性社会”和“男性霸权”表示了强烈失望和不满，并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女人的办法，都是被男人逼出来的”，“不要相信男人，一定不要”，“不是坏男人都叫我们碰上，而是天下男人差不多都一个德性”，等等，这在您的作品中是极其少见的，您主观上有过明确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吗？

孙惠芬（9）

孙：我不知道“女性主义”包含了怎样的内涵，我在写作时只考虑揭示人性。友谊形成有形成友谊的土壤，当土质发生变化，友谊自然要考验、挑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