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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过着平常生活的心境，我又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基点，又继续开始写作。应该说，有了这次刺激，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有了新的变化，觉得自己好像更强大了。就拿对待获奖来说吧，我心里就发生了变化。获奖确实给了我鼓励，可是我知道，评奖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想让它评得很精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今社会，评奖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内心确实没把评奖看得多么重要。关键还在一点，像我们政府机构那种评奖，一向是注重端庄的作品，但文学作品有多种风格，有的人一生也不会去写端庄的小说，那他就一生也不会去问津某些奖项。但是，他可能是最优秀最出色的作家，所以对评奖这东西，我内心还是清醒的，也很防范它对我的撞击。我觉得这次《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奖，就没有给我带来《歇马山庄》出版那段时间内心的飘，可以说一点都没有。　。。

孙惠芬（4）

从2000年之后，我写小说就好像能够理性一些。《民工》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就是我往理性深处走的一部分。在大连我要买房子，去看房时，看到一些民工。有一天在我家楼下，看到一对父子背着行李，很痛苦的面容，好像是回家奔丧。我突然想，他们要是回家奔丧，就离开了城市回到农村，那么民工进了城之后，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样呢？他们回到家乡，和家乡的关系肯定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们看到亲人，和亲人的关系是怎样呢？那时我就想，如果他的亲人去世了，他们奔丧时将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这一系列思考，触发了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冲动。其实，我能想到这些关系，还是与一些理性的思考有关，在《民工》这篇小说里，我写了民工与城市、民工与乡村、民工与亲人的关系。现在的民工纷纷离开家乡，民工的家乡到底在哪里？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一种迷失的状态。其实我写出的民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吃不饱饭，最后只落在迷失上。这个小说就是以一个迷失的状态结束的。我自己在思考，也让人们去思考。写完《民工》之后我就想，你写的民工是男人，那么作为民工的女人是什么样子呢？民工在家乡的妻子们是什么样呢？于是我就开始想，我的下部小说要写一写民工的妻子。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灵感。那来自一个朋友的一句话，说不知为什么他的一生总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好像人的一生所要面对的就是两个人：自己和一个对手。他的话一下子触发了我，我当时想的不是对手，我想，其实人的一生，自己身边没有几个人，可能也就一两个人！你的领导、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情人。在你的生活中，肯定一直有一个最强大的占有你的内心的人，他会不断地在你的生活中替换着，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人的一生就两个人，“两个人”就是一个灵感。但是当时我没找到一个载体。当我要写民工的乡下女人时，我就想到了把两个人安排给两个乡下女人。当她们的丈夫成了民工之后，她们两个变成了彼此最大的一部分，彼此最为需要。因为乡村特别寂寞。

现在乡村的女孩子和过去不同了。现在的乡村在失落，失落了什么呢？城市的文明打碎了乡村原来的状态，使乡村人心里的梦想都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空了，精神家园不在了。我觉得失落在这儿。记得铁凝有篇文章，其中的一个说法叫“文明的强暴”。她是说，有一个乡村女人，她活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一个人开进一辆拖拉机，原来的农民丈夫就是扛铁锹的，泥里土里的，突然有一辆拖拉机在村里的道上响起来。本来钟情的丈夫突然被她抛弃，她移情到开拖拉机这个男人身上。这个开拖拉机的男人有什么优点？并没有看到，其实是文明的东西承载在这个男人身上，是文明强暴了她，就是“文明的强暴”。这个词特别好。现在的乡村人其实是被文明强暴了，这种强暴是不可抗拒的，强暴之后乡村人的心里有迷失，有空白。我寻找的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我想写这两个女人，她们的内心彼此吸引，彼此在乡村寂寞的生活中吸引。她们对城市有一种盼望，一个是进过城的，一个是对城市有盼望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因为孤独而互相体贴，女人的友谊在建立。但是，当她们真正建立友谊的时候丈夫又从外面回来了。有一个回来，有一个没回来。她们之所以有了友谊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不在家，当有一个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们的友谊就会受到伤害。那么，其中一个丈夫没回来，妻子的内心就很脆弱，那种脆弱就经不住人性的东西的挑战。比如说，她一想到跟她有友情的这个女人，曾经在城里拥有过很多男人，就是做那种“小姐”吧，人性的这种东西立即就刺激了她。她在这种时候既没有身边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