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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记者。孙犁跟随一个团活动，团政治部主任，每餐都把饭盒里的菜分一些给孙犁。那些年，他经常遇到这样年轻好客的指挥员。一次部队集合，山下朔风呼啸，老董把自己穿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脱下，让孙犁穿上，这件事也使他感到了战斗伙伴的关怀和温暖。

敌人很重视雁北，屡次“扫荡”。当敌人故伎重演时，孙犁回到行署，他有些依赖思想，就跟着行署主任转移。一天来到某村，正要吃炖羊肉，还没烧熟，已从窗口里看见山头上下来日本兵。他们放下碗筷，往后山疾跑，下山后就是一条结了薄冰的河，王斐然穿着羊皮袍子，他穿着棉裤，硬郯过去。

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着什么人。回答说有一名记者。

“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①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②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穷山恶水，伙伴情深

从雁北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家过年，东望冀中，他仿佛看到了吞没在硝烟中的故乡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年三十晚上，房东来到他的屋里，恭敬地把一个黑粗瓷饭碗和一双荆条做的筷子放在炕沿上：“尝尝吧。”

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非常感动地接受了他的馈赠。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粗筋裸露的大手，话不多，甚至连笑容也带着愁苦……这些特征，也是孙犁在冀中农民身上看惯了的。

这里的生活，却比冀中更苦。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可耕地极少。人们常常看到，住在向阳山坡上的农户，把房前房后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凡有泥土的地方，哪怕只有炕席或方桌那么大，也都因地制宜地种上庄稼。这样，在秋收后，他们的房顶上、屋檐下、门框和窗棂上……便挂满了红、黄、赭、绿等各种粮穗和果蔬。但是，以这种方式换来的收获终究太少了，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各种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冀中，荒年时才吃树叶，而且多半是榆、柳的嫩叶。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是巴掌大的蓖麻叶，都往缸里泡，上面压上大石头，一任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乱爬。吃的时候，拿到河里洗净，切碎后加一点盐。

房东这天拿来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因为过年的缘故。

孙犁多次谈到他在晋察冀山地里的生活情形。抗战初年，在冀中吃得还好，因为有家庭的接济，可以经常下小馆。1939年到阜平后，便过起每日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而且常常吃不饱。哪里能吃得饱呢？“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①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