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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分气派。②

总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北当局的镇静，再加上张学良的迅速返奉，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权利的交替，形势稳定，这就使得一直伺机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原以为皇姑屯的爆炸声，会使张作霖一命归天，而东北政局也会立即陷于混乱，他们只需多少动用点军队，东北便垂手可得。谁知，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生死不明（出事当天省公署的公报使他们大惑不解，不明真情），虽然发生了炸车案，但东北安堵如常，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年轻的张学良很快便成为东三省的无可置疑的统帅。

当然，要说那时已经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也不对。因老帅之死而造成的危机，虽已扭转，但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阴谋没能完全实现，但却贼心不死，紧接着又打起了东北独立的旗号，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日所作的所谓保证与许诺，在东北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准备把他变为一个听凭他们摆布、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如不顺从，将重新物色人选，取而代之。

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与南京携手并进。这虽然并不是东北政权的决策，但张作霖在撤离北京时，有与南京修好之意，这一点张学良也是赞同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更促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了与南京接触的愿望。在南京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北，与张学良频繁联系，促其迅速换旗——东北这时挂的还是过去奉张政权的五色旗，要让他们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实行分治合作。因为这时关内统一已大体实现，只有东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此问题不早日解决，实在是国将不国了。但那时，斗争也还是复杂的，因为在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除蒋派之外还有阎、桂、冯等派别，他们大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所以内中的明争暗斗也还很激烈呢。

当时的美国也未等闲视之。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外交手腕，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一方面赞成国民党统一中国，敦促张学良换旗，可是暗地里却又支持日本抢走东北这块地盘。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不是常为争夺地盘打得难解难分吗？今天怎么如此大方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其目的在于这样做，既可使蒋介石投入它的怀抱，又可以“祸水北引”，使日本人便于向北扩张，进攻苏联，而他老美则不动声色，便将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对这一点也必须看清楚，不然的话，也是会上当的。

张学良身处祖国东北边疆，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这时虽然对他友好，但这个人也并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所以东北何去何从，在当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是张学良所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因为问题很明显，以张学良当时的地位而言，他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北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这却是他不愿意、也是决不能走的一条路。可如果他立即改换门庭，进行换旗，不谈将来命运如何，只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磨刀霍霍，战云密布，稍有风吹草动，谁能说不会引起战争呢。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南京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的，历时７个月。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