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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除了告诉我们嫉妒的荼毒如何惨烈外，还表明了它的古老：一种原欲，它在人类第一个儿子身上就得到了昭彰的显现。西谚“嫉妒永不休假”，也恰切地说明了嫉妒像一个饕餮食客，为了伺候自己的贪婪，它往往置脾胃的康泰于不顾，甚至会在并无必要的时候峥嵘出世。

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奠基者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为了求得心理平衡而用匕首刺死自己的爱妃。尼采看到有些老人“并不想要孩童，他嫉妒他们，只是因为他已无法再成为孩童”。

大凡强烈的欲望都长着四只蹄子而不是两只脚，带有相当的躁狂性和盲目性。

作为一种情感菌体，嫉妒最易在兄弟姐妹邻里同事间得到繁殖和播衍。

嫉妒者的格言是：“上帝总是用闪电击中最大的动物，最大的建筑，最高的树木。”

任何独标高格的行为都得冒在毒日下被睽瞪众目轮番拷打的危险。

“枪打出头鸟”和“锤敲出头钉”就是这种处境的最好注释。

嫉妒，它是文明的刺客，除非我们首先把它刺伤。

“‘性派对’就是这种挑战‘嫉妒’的榜样行为。”阿升一读完，就大放劂词地自言自语地说“因为行为者不嫉妒他人对情感的贪婪与占领。有一种大爱而不是泛爱的情感在倾注。”

阿升说着，立即给《镜城早报》的朋友打电话，要他查一下罗武是不是他大学里的号称“笔杆子”的那个罗武，并问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他的联系电话之类的。

很快就查证了，此罗武正是彼罗武，而且他就住在深圳。

结果，当天，罗武就被老同学阿升给叫过来了。

阿东见了罗武后，竟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罗武居然当晚就没有回到家里去，而是入了“性派对”的“贼道”，成为这一“遮阳部落”的幕后鼓噪者。

第六章　嫉妒与冷漠弑母的“大和”文化与“骷髅墙”的启示

罗武加入这个“圈子”后，阿东喜欢找他讨论中国的“孝道”文化问题，两人还常常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或日本的“大和”文化进行对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不对劲”的地方。阿东给罗武讲述了一个他在美国读书时碰到的一起尴尬事情：他的一位女同学，与当地一个美国佬结了婚后，女同学很有“孝心”，她见她先生的父母年事已高，且又分开住，就好心好意建议搬过去住在一起，这样也好照顾些。

没想到这两位老人很恼怒，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人空间，并怀疑是图谋他们的房子。

气得这位女同学大骂自己“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这件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阿东说。

罗武为此分析道：中国人的所谓“孝心”，在美国人看来则成了这样子了——它是父母在子女还没出生前就已把他们的用途计算好了，并将一个人能如此“利用”另一个人制度化，还不断地对后者进行“洗脑”。

阿东接过话茬说，你分析得很对。可是，在以“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是工具”为基本原则的西方（美国只是其中的代表），“利用”人和真情是不相容的。他们尤其对中国人孝道中出现的各类“杀子”或“自毁”式的故事极度反感，认为这是一个人还没诞生前，他/她的人生和命运就“失去控制”了。

“这种‘孝文化’将整个东方都窒息了。”阿东总结性地说。

“但日本除外。”罗武笑着说，他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指向。

“愿闻其详。”阿东也笑道说。

于是，罗武就举例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樽山节考》，讲述一个古老悲壮的故事。

樽山的风俗是老人到了七十岁就要被儿孙背到山去，在山上“坐化”，以便空出家庭的位置和口粮，好让晚辈娶亲生子，增丁添口。“背母上山”就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仪式。

电影中女主公阿令婆是一个年满七十却还相当健康的老妪，它被儿子背到山上，平静而安祥地坐在山顶上，等待上帝来接她。

（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是否与这种牺牲精神有关呢？——阿东插话道。）

一场大雪落了下来，老人转眼间成了一尊塑像。

罗武说，天人合一的传统母题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并有了超越现实的感染力。在这个仪式中，责任和人性的冲突，族规和亲情的矛盾，通过“背母”、“弃母”、“救母”、“别母”等细节描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