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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两性的“隔杂”和禁止妇女在外面抛头露面也开始认真地实行起来。

不过，明代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大肆流行房中书，但此时这类书多以地下方式流传。

如《某氏家训》、《素女妙论》、《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和《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等，它恰恰说明了“性”的强大的精神生殖力——无论怎么禁止，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些房中书并不完全照搬前人的书，而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强调对女子身体和心理特点的理解，介绍防止妻妾间误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样通过黄帝与素养女的对话讲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点与性生活的关系：“回精术”的具体方法和“三峰大乐”的意义等。

这类书本来应属于道教炼内丹之书，《道藏》中本来也有这类书，但明正统间重印《道藏》时，由于儒教的地位和影响，编者对关炼内丹的内容都统统删除了。

明代房中书由于不能像唐宋时期那样，可以公开流传，因而影响十分有限，但此时的色情小说却发展迅猛，特别是《金瓶梅》和续篇《隔帘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风俗与一般民众的性生活的，而且艺术成就也较大。

另外还有一部是《影梅庵忆语》，该书作者冒襄（1611…1693）通过对自己真实生活的记录，讲述他与庞妾董小宛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流传也广。

较《金瓶梅》有更为大胆和露骨描写的小说是江南才子李渔的《肉蒲团》，书中极尽江南酒楼妓院之繁华，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见之于书中。

这类“颓废小说”正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满族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吞噬这个腐朽衰老的帝国。眼看毫无生气和希望的明王朝气数将尽，那些整日在风月场中可以追欢逐乐，在茶楼酒肆附庸风雅的文人墨客意识到这些世俗享乐终将失落，有些人有感于这种宋世的凄凉而隐遁山林潜心佛道，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沉溺于那种纸醉金迷、荒淫放荡的生活。正是后者这样的一类颓废至极的文人创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语杂以艳语丽句，不厌其烦地描写性细节的淫秽小说，如《绣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等。

与这类小说相映成趣的是春宫画的成熟和张扬。

这类画的肇始者产生于唐代，当时的春宫图与房中书脱离之后，到了明代，画技更加娴熟，个性更为张扬。

这些画不再仅仅用于性指导，也用于欣赏和娱乐。尽管明代画中有春宫画的瓷器，为男女裸体性交，但明中期较好的春宫画并不尽裸体，性挑逗的意味也表现得较为含蓄。

春宫版画中的裸体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现的，而且形象逼真，画面精致，如《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花丽锦》和《江南销夏》等。

画面上扑面而来的颓废气息正是当时生活的艺术写真。

“性的封闭”与“国门炸开”

明代的“颓废”镜照出统治者摇摇欲坠的权力金字塔，末世浮华的生活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闭”压抑下透露出一块小小的自由空间。

但满族征服中国后，中国人的性态度又一次变本加厉地压抑起来。往昔男欢女爱的欢乐气氛再次转变为壁垒森严的自我禁锢。

它意在将异族征服者拒之于自己私生活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把危险关闭在门内，因此形成后世中国人性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清皇朝的“闭关锁门”政策与“性封闭”奇怪地搅在一起，国人穿着长长的衣杉，留着长长的发辫，每一个都成了一个封闭的怪物。

直到邪片战争的船坚利炮轰隆隆地“炸开”了中国的国门，人们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来。“五四”点起的叛逆之火不仅烧毁了一个腐朽没落的皇朝，而且也将人们心头的精神枷锁烧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张扬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性学”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进步，被誉为“性博士”的张竞生写出了许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后，中国还出现了许多与性知识有关的刊物，《新文化》、《性杂志》、《性欲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等。

但这种“性”的解冻到后来又变得一天天紧缩，到文革达到空前的“禁锢”。

但中国人有着惊人的恢复能力和凝聚力，中国人的生活观也有着一种沉静的，顽强而又充满自信的力量。这种深深地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潜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虽有其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