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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说是他成竹在胸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和部署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孙策的被刺，是郭嘉策划的。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从建安四年开始，郭嘉一直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没有记录表明他曾经外出过。而刺杀孙策这等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人在江东居中调度、主持。

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而联络的时机，应该就是在建安四年下半年，当时曹操正极力安抚孙策，“（曹操）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三国志·吴书》），聘使不绝于道，郭嘉很容易就能安插人进去，以使节身份去联络焦仲卿。

为什么郭嘉不找许贡门客，反而大费周章地去找庐江的焦仲卿呢？

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建安四年，庐江太守已经换成了孙策的大将李术。所以焦仲卿可以利用自己的府吏身份从李术那里得到孙策的情报，然后指示刺客埋伏到预定地点，实施刺杀。他所掌握的情报优势，是许贡门客所不具备的。

第二点，江东当时普遍对北方来人有不信任感，而焦仲卿是本地人，庐江与吴郡相邻，庐江太守陆康和吴郡太守许贡一向关系良好，两人又都是被孙策所杀。派焦仲卿居中主持，拉拢许贡门客和其他刺客，容易产生共鸣，得其死力。

第三点，从政治上来说，曹操不可以公开针对孙策搞暗杀，那只会引起其他诸侯的疑忌继而被群起攻之。所以暗杀行动必须低调、保密，让所有人都以为是一场私人仇杀。对孙策动手的是许贡门客，主持者是焦仲卿，两者动机都十分充分。万一暗杀行动不成反遭泄底，孙策最多也只能追查到焦仲卿这一层，联想不到隐藏在幕后的许都黑手。许贡门人、焦仲卿就是郭嘉布置下的两层保护性帷幕。

有了这层关系，对于焦仲卿“守节”的忙碌，就不难理解了。

《孔雀》诗中提到，刘兰芝在三月二十七日接受了李术儿子的求婚，三十日举办婚礼。而焦仲卿一直到了三十日，才匆匆赶了回去，“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

焦仲卿在太守府工作，太守儿子结婚，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可自己老婆要和别人结婚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直到结婚当天才能抽身返回。到底什么事情，让他忙到连老婆都不顾了呢？

三月三十日李术儿子的婚礼，转月孙策就遭到了暗杀，前后相隔才数日。可见当刘兰芝答应求婚的时候，正是暗杀行动的最后关头。可以想象，焦仲卿给许贡门人布置完了最后的计划，让他们赶往丹徒，然后自己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回庐江。

郭嘉远在许都，完美地遥控了这一起暗杀事件，消弭了南方的威胁。焦仲卿安排完了刺杀计划，对故主陆康已尽忠，生无可恋，于是和刘兰芝一起自杀。

这听起来很合理，却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

关键的矛盾，还在于孙策的计划。

史书说孙策筹划袭击许都迎接皇帝，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是不那么牢靠的。孙盛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评价道：“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

简单来说，如果孙策在丹徒发动突击，要一路打到许都，周围要顾忌的势力太多了。到了许都，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城。整个计划执行起来难度太大，变数太多——除非孙策在许都已经有了内应，可以在他到达许都的时候控制住汉献帝，开城配合。

我们今天都知道了，这些内应，显然就是接了衣带诏的董承、王服、吴硕和种辑他们。有了他们的配合，孙策便可以针对许都实施一次手术刀般精确的斩首行动，迎回汉帝。

史书上把这两件事分开记录，我们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会觉得这两个计划破绽百出。可如果“孙策袭许”和“董承诛曹”本来就是一个计划的两个层面，一内一外彼此配合，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这个计划破坏力极其巨大，同时也需要极精密的筹划。许都和江东要配合密切，两者行动时间必须同时。如果孙策晚来，董承很可能会招致曹操势力的疯狂报复，无法送出汉帝；如果董承发动诛曹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