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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建构来看，军权至上、军人干政的趋势，已彰彰甚明。

在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有一个军法处，主要负责缉捕、监押、处理革命党人的案件，一向由总办直接向总统请示决定发落。袁世凯是最高法官，金口御断，完全没有斟酌余地。这个机构直到洪宪帝制失败后，才被取消。

负责维持北京城内治安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和军队三个部门。步军统领衙门是清代旧制，民国成立时本拟裁撤，但有些官僚提出，它可以补警政不足，于是便原版保存下来。按法规所定，步军统领衙门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但实际上它的权力远不止此，民初张振武一案，便是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军法处处理的。

1919年成立的京畿卫戍司令部，权责与步署、警厅相似，而权力比它们大得多，直属大总统，卫戍军队平时由陆军部指拨；有特殊情况时，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必要时，政府得令地方军警长官受总司令指挥。

与军权有关的司法机关，还有陆军部的军法司，本来应属高等军法会审性质，但其受理的案子竟包括抢劫盗匪一类的刑事案。京畿军政执法处也是一个拥有比司法部更大权力的机关，它直接向总统负责，在政府的编制中，甚至无法找到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法规，可见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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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大国的迷失（44）

军法处第一次显示其无限权力，是在1912年8月对张振武一案的公开处理。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战功卓著，曾在军政府里担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出任副总统，张振武到中央任职。但张振武到北京后，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步军统领逮捕，押至军法处，未经正式审讯，便枪决处死。

事发后，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傲慢地回答：“他自然有罪名，自然要宣布，此事是我袁某的主意，大家不同意，到国会弹劾我好了。”

总统的权威，甚于法律，而军法处就是维持这种权威的恐怖组织。孙中山曾经说过：“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不知是立法机关逼他为恶呢，还是军法处逼他为恶？北方官僚决心不让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因革命而中断。这种决心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不久，便显露出来了。政治上的谋杀和军事上的讨伐，不过是要遏止南方的“叛乱势力”到处蔓延的应急手段，要维持那个属于他们的旧世界万世不堕，根本办法，还是重新提倡尊孔和推广教化。

中国儒学认为一代丕兴，赖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礼乐的陶冶。一个国家的兴亡，并不会因有多少人参与政治而改变，完全是由礼乐的得失来决定的。因此，儒家并不鼓励人民参政，只要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各尽性以成德，政治便可托付给帝王和官吏，从而安人、安百姓、天下平。

这套理论，在汹涌的民主浪潮面前，是旧官僚的救命稻草。

革命对北京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虽然这里改挂了五色国旗，但人们依然过着和光绪、宣统年间没有多少区别的生活，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没有多大变动。唯一给北京带来新空气的是一些从南方来的人。

1913年10月10日，寂静的秋天来了。袁大头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里以前是皇帝登极的地方。当他坐着八人大彩轿，身穿钴蓝色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来到主席台，从南面入座的时候，俯视着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一种“君临天下”的欣喜，难免使他目眩神迷。袁庄严地宣读着他的就职宣言：

“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

他告诫国民，建立道德观念是当务之急。“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已经一败涂地，那些满嘴民主共和的南方人，纷纷逃往日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