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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名保皇党人。”暴动之后，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他被认为与被推翻的共和党人走得太近的话，他的竞争对手就会抢先他一步。贝蒂在拿破仑退位并被放逐到费里耶尔时表达了她认为拿破仑“道德沦丧”的看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不得不对时局做出分析。“我认为拿破仑正在积蓄力量，”他在暴动三周后给伦敦的报告中说，“尽管事实上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不大会接受他的邀请。你们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置身事外吗？”这只是一个修辞方面的问题，并不期待对方的回答。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们都做不到坚定不移地保持她们的社交抵制。事实上，她们的态度在12月底之前就开始软化了。“在罗斯柴尔德的家里，”阿波尼在见过了纳特的妻子夏洛特以及贝蒂后，充满恶意地看到：“这种神态自若的态度来自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财富来自于他们资产组合中的那些债券和股票在当时的市场上出现的飞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二章　动荡的年代（4）

这次至少是詹姆斯定居巴黎以来的第五次政权更替，因此很显然很难再让他严肃地看待这类事件了。“我亲爱的侄子们，你们怎么可能喜欢一部为两个没用的东西制定的法国《宪法》？他们正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为了那个目的而叫卖呢。”一个极权的政府“不太好，但在这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而且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早在1852年的10月，詹姆斯就很轻松地报告说他“与皇帝的关系非常好，与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是在拿破仑正式宣布自己做皇帝之前两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拿破仑著名的波尔多讲话前几天。拿破仑在这次讲话中宣称：“帝制意味着和平。”这似乎排除了那种轻率地废除比利时的中立政策，或者是挑战普鲁士对莱因地区的统治的可能性，而这些在早两年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事件；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列强把拿破仑这个皇帝只是看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当然，事情本身远没有那么简单：1853年1月，詹姆斯仍然很难拜见到这位新皇帝。但是他有两条路子进入这个新朝廷。第一条路子是他仍然是奥地利的总领事，而且煞有介事地穿上了他的紫色制服，以提醒那些忘了他外交官身份的人的注意。1852年8月，他可以给拿破仑传递来自奥地利新皇帝弗兰兹·约瑟夫陛下的礼节性问候。尽管于布内处心积虑地破坏詹姆斯在巴黎代表维也纳的权力，但是只要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是奥地利的银行家，他就没有机会驱逐他。詹姆斯找到的迎合拿破仑的第二条路子，是支持半西班牙半苏格兰血统的女冒险家尤金妮·德·蒙蒂霍的计划，许多势利的巴黎人认为她只不过是拿破仑众多情人中的一位。拿破仑在1850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到1852年年底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之中。当他打算与胡亨罗赫的阿得雷德公主（PrincessAdelaideofHohenlohe，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侄女）的外交通婚计划落空后，他冲动地决定娶尤金妮，这使得他的大臣们惊慌失措。

到1月12日，这个决定仍然属于秘密，当时尤金妮正挽着詹姆斯的胳膊出现在忒勒蕊的舞会上。于布内注意到詹姆斯很久以来“都被这位年轻的安达卢西亚人所迷惑，但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为他相信会有一场婚礼”。他的一个儿子——据推测应该是阿尔方索——陪伴着她的母亲。当一行人进入到玛赫廓大厅，准备为女士们找个坐处时，外交部部长德律安·德吕的太太傲慢地对尤金妮说，她们想坐的这些位子是为部长们的夫人预留的。拿破仑无意中听到了这句话，便走到了这两位女士面前，请她们坐到了皇帝的位子旁。两个小时后，皇帝和尤金妮消失在皇宫的内室里，稍后出来的时候，两人手挽着手。3天之后，皇帝向她求婚，到22号的时候公开订婚，然后在一周后举行了婚礼。“我更欣赏那种不仅能使我爱她，而且更能使我尊重她的女人。”拿破仑宣称。“一个男人可以爱一个自己不尊重的女人，”安瑟尔姆的妻子夏洛特在这不久之后评论道：“一个男人只会与他敬重和尊敬的女人结婚。”这句恭维话——考虑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独特的区分浪漫爱情和婚姻的传统，这应该是一个很言不由衷的说法——很适时地传到这对皇室夫妇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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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件事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另一方面说，对于我们现代的读者来说，大家很容易忘掉当时的人是多么严肃地看待19世纪繁复的宫廷生活的礼仪——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