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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据说被周人安排在今天的“燕地”，也就是天津附近，他们之间相距大约300多公里，不算很远，我的意思是，很可能“黄帝的后代”与“燕亳”或许是同一群人。围绕这个话题还有更多的疑云或证据。历史上的“吐谷浑”既是人名也是国名，“吐谷浑”也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我认为“鲜卑”或许是“希伯（来）”人，只是另外一个叫法而已。在这同一个地区，有双重的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根源，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燕亳”人名，另外一个是来自“希伯来人”的“鲜卑”族名；前者来自人名，后者来自族名，但后来都演变为族名了。难道这仅只是巧合吗？对应得如此工整？还有这个地带更北的一个“西伯里亚”没有提及呢。东北亚方向可以总结为一个“西伯文化圈”，怎么去解释他们的关系与现象，我认为结合起来看才是好办法。

这一文化区中的族群属于什么人种呢？苏轼题唐画诗《书韩干二马》曰：“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马中岳湛有妍姿”。看来唐宋期间鲜卑为“赤髯碧眼”的白种人。不过在今天的汉人中间已经很难看到“赤髯碧眼”之人，只有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才有一些痕迹，与中原地区的汉人通婚以及他们的四散迁徙是这样的人种特征消失的主要原因。唐代诗人岑参有诗曰：“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也似乎说明了中国北方多为同一类人。并且，特别提到“紫髯绿眼胡人”的音乐之“悲”，在中国境内最著名的“悲声”恐怕就是刺人骨髓的新疆音乐了。

“西王母”与“周穆王”（2）

今天的“慕容”姓是“吐谷浑”支系的后代，对今天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慕容”家族进行DNA对比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或许从这里我们能找到“黄帝”的线索也未可知呢。对于今天的萨巴犹太人后裔与中国的周族后裔进行大规模的DNA比对，或许也有意外的收获。据说中国的“王”姓多是周人血脉。当然“子”姓可以假设为商人看看。建立一个姓氏DNA对比基因库肯定也可以解决一些民族起源与迁徙史问题。

许多人猜测过周穆王事迹的真伪以及游历道路，但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有一位温玉春先生从地名角度论证了“穆传”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这就不是“西巡”而是“东游”了。他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应地名。据说“他的论证很有道理”。我也说说我的看法，说不定更有“道理”。

我在《历史也疯狂》中强调指出，我同意山东是商人的大本营，他们本为“东夷”，后来才入主中原，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肯定了商朝的起源肯定与也门附近地区有紧密联系。商朝看似“东”来，实际上绕了一个弯子，宏观上找根源依然属于“西”来。古人死后埋葬一般头朝向远祖的故土，而“东夷”人据说都朝向东方，连山东的也如此，这说明他们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海上，因为山东以东就是大海，并且他们来自再东的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那里没有同期比中国更高级的文明，只有绕一个大弯到中东去才符合逻辑，并且那时的人们没有清晰的地理概念，这可能是他们“短视”大海源头的原因所在。古人迁徙时有异地取旧名以纪念故地的习惯，把故乡的名字在新地方重新取一遍，作为第一站落脚的山东这里有些地名与“西方”的故地应该是相同的。假如周穆王实际上西游到了也门方向，温玉春先生却发现他们到了山东，确实是可以“很有道理”的。

异地取同一个地名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比如西晋末年汉族南迁，身在南方怀念北方桑梓，政府为了安抚思乡北人不得不在南方州郡设立了许多原为北方的州郡名称，如“南兖州”、“南徐州”，“南雍州”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过大面积在北方命名南方州郡的事情。可见仅只依靠地名相似是一种“孤证”，“很有道理”未必等于“真理”。当然任何严肃的探索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有力的反驳却是残酷的。温先生的考证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之“西”的有些地名在山东被再次命名了，并且这个文化现象可能潜在说明了古代曾经有东西方人口的大规模迁徙。这个判断前提是，周穆王确实“西”游，而不是“东”游至山东。

我前面是说过，商人死后头朝东是一种“短视”行为，忽略了真正的根源在“西”。那么这里怎么古人就清晰认识到了穆王是“西游”了呢？因为穆王没有走五迷三道的海路，他去时走的陆路。

穆王“西游”时间为公元前989年，穆王在位55年，出游时间为“穆王13～14年”。看来出游时穆王正年轻力壮，“西游”所用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