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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是否适应得了里面的工作环境，搞不好可能换比如儿童之家、或者什么残疾人之家之类其他机构。

垂死之家是德兰修女创办的第一所慈善机构，也有译为“死亡之家”，现在垂死之家只是仁爱之家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已，而仁爱之家已经在全球很多国家有了分支机构，覆盖区域涵括了世界各大洲。而仁爱之家的总部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而垂死之家又是德兰修女创建的第一个慈善机构。

义工生活就要开始了，浪荡了三个月，我的间隔年终于可以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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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垂死之家

太阳刚刚升起来不久，城市好像笼罩在一层金色的薄纱当中，走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里，经过印度人的家门口，看着印度男人在街边洗澡，三轮车夫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街边的菜摊肉摊的忙碌景象……这个污染严重、肮脏无序的城市在我走去仁爱之家的路上却变得可爱和谐。

原来面试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大食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把房间填得满满的。义工们一手拿着奶茶，一手拿着饼干，各自站着聚在一起聊天。我走进去，感觉好像陌生人，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有点胆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连这种场合都觉得有隔离感，也很少主动去和别人交流，我想除了英语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不够开朗外向。

跟着和我一样刚进来的义工一起，排队领早餐，站在一个角落独自喝奶茶、啃饼干。看着身边彼此聊天的义工，感觉有点孤单。西方的义工英语通常都很好，而且文化背景不一样，想参与其中聊天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亚洲的义工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通常都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走过去搭讪只能用英语，不免会有打扰人家的歉意。此时此刻，义工还没有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中国义工在这里由于“弱势”产生的失落感。

人群中，我看到了栗林毅。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得他的名字的，此时见到他有如见到老朋友一般久违，此刻的他对我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我走向栗林毅，打了个招呼，用最为简单的英文单词和语调交流，希望可以和这个基本不讲英语的日本人聊聊天打发时间，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在墙角独自“享受”早餐的可怜虫。我们都是要去垂死之家的义工，等会儿可以一道同行。

早餐将近结束，修女带着义工们一起做一个短暂的祷告。然后一个巨大的拉闸门打开，外面居然就是加尔各答忙碌的大街，光线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义工们一齐往外面走出去，各自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出发，该坐汽车的坐汽车，该徒步的徒步。而新来的义工便跟着在同一地方工作的老义工前往，我不知道跟谁好，不过有栗林毅在我身边，这个不讲英语的小子显得格外镇定，似乎早已经心里有数。我也就放下心来跟着他，穿过街道对面，一起等着开往垂死之家的公共汽车。

下了车，跟着大队穿过一条躺着很多无家可归的穷人街道，一直延伸到垂死之家门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垂死之家的关系，街道上有一些人在街上免费派发早餐，于是排起了长龙，流浪狗在排队的人群中穿梭，等待食物的施舍，有些吃饱了的狗又跑回路边睡觉，和仍未睡醒的流浪者躺在一起，此刻，人和狗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条垫在人身下的毛毡而已。

印度的贫富悬殊特别大，看起来是一个穷人众多的国家，对于我这种刚刚来到印度的人来说，流浪街头的场面似乎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它正发生在21世纪的加尔各答，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拥有地铁的印度第二大城市，可是一切的所见所闻又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传达给我不可置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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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义工

仁爱之家的义工有两条不明文的规定：第一是，自己病了请不要工作，因为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病毒，也会将自己的病菌传染给病人；第二是对所有病人都要一视同仁，不要给病人任何的礼物和特殊照顾，以防引起其他病人的不满或妒忌。

带着这两条规定，我们走进垂死之家，迎面扑来的是阵阵的化学药物的味道，一排排的病床摆放在里面，病人躺在床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我们之前已有义工到来，估计他们是直接从住处过来的吧。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跟着大伙儿走过病人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储物柜，来到洗衣间，穿上围裙、有些义工戴上自带的口罩，洗手，然后就各自开始工作。日本和韩国的义工早就已经安排好似的跟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