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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突然沉寂了下来。姥爷对我说：“我和她现在是各过各的，什么都分开了……”

姥姥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线轴快乐地击打着，铜针的闪光耀人眼目。

姥姥没变，姥爷则更加干瘦了，棕红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颜色，绿眼睛总在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

姥姥以嘲笑的口吻讲起她和姥爷分家的事。

他把所有的破盆碎碗、破坛子料罐子都给了她，还说：“这都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任何东西了！”

他拿走了她几乎所有的旧东西——旧衣服、各种各样的物品、狐皮大衣，卖了700卢布。

他把这笔钱都给了他的教子，吃利息去了。他的教子是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

他丧失了最后一点儿廉耻心，吝啬到了疯狂的和度：他几乎寻遍了以前的每一个老朋友，逐一向他们诉苦、乞求，说孩子弄得他一文不名，行行好吧，给点钱！

他利用人家原来对他的尊敬，弄了一大笔钱，他拿着这一把大票子，像逗小孩似地在姥姥鼻子尖儿前晃悠：“傻瓜，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人家可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他把所有这些钱都给了一个毛皮匠、和这个毛皮匠的作小铀老板的妹妹，他要吃利息。

家里花钱上是严格分开的，今天姥姥买菜做饭，明天就是姥爷。

该姥爷做饭的时候，吃得就特别次。而姥姥则总是买最好的肉。

茶叶和糖也分开了，但是煮茶是在一个茶壶里，到这时候姥爷就会惊慌地说：“慢，我看看，你放多少茶叶？”

他仔细地数着茶叶，然后说：“你的茶叶比我的要碎点儿，我的叶子大，所以我要少放点儿！”

他还特别注意倒在两个碗里的茶的茶色和浓度，份量当然更在需说细考察之列。

“最后一杯给你吧？”

姥姥在把茶倒净以前说。

姥爷说：“好吧！”

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

在共同活活了50年以后，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看着姥爷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又好笑又令人生厌，而姥姥则只觉得可笑。

“人越老越糊涂！”

“80岁的人了，就会倒退80年，让他这么干下去吧，看谁倒楣！”

“咱们俩的面包我来挣！”

我也开始挣钱了。

逢节假日就走街串巷去捡牛骨头、破布片儿、烂纸和钉子。

把一普特破布烂纸卖给旧货商可得20个戈比，料铁也是这个价钱，一普特骨头10戈比或着8个戈比。

平常放了学也去捡，每星期天去卖，一上子能得30到50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

每次姥姥接过我的钱，都会急忙塞到裙子的口袋里，夸奖说：“真能干，好孩子！

“种们俩完全可以养活好自己！”

有一次，我看见她拿着我的50个戈比哭了，一滴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大鼻尖儿上。

比卖破烂更有出息的是到奥卡河岸的木材栈或是彼斯基岛去偷劈柴和木板。

每逢集市，人们在岛上搭很多棚屋，集市以后拆下来的木板码成堆，一直放到春水泛滥的时候。

一块好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10个戈比，我一天可以弄两三块儿！

可干这事必顺是坏天气，有大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给逼得躲了起来，才能得手。

和我一起去偷的伙伴有叫花子女人莫尔多瓦的儿子珊卡·维亚赫尔，他总是笑哈哈的，人很温和。

还有柯斯特罗马，是个卷毛儿。后来，他13岁进被送进了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儿吊死了。

还有哈比，是个鞑靼人，12岁，可力大无比。

还有看坟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他是个有羊癫疯的9岁孩子，寡言少语。

我们之中，岁数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楚尔卡，他一向很讲道理，拳头也很厉害。

在我们那块儿，偷窃形成了风气，几乎成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大人们的目标是货船，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寻找机会。

每逢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自己的经历，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边听边学。

醉汉们的钱包小孩子们可以公开地搜，没有人干涉。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货车的备用轴，偷车夫的鞭子……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