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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钟的话，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她都在伤心地哭。她哭着说：“老丁可是个好人呀！她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她不哭，还一个劲地劝我。”谢桂琴老太太的父亲，是抗联第五军的战士，在她13岁时就牺牲了。不知哪来的“材料”，说她“带枪投敌”，抗联的八女投江，就是由于她的“出卖”。老太太哭着说：“老丁替我一算年龄，那时还是个孩子，哪来的‘带枪投敌’。老丁劝我：你这是一桩冤案，可以查清的，一定要相信党。春节前一天，要放我回家，老丁忙着替我收拾行李，我看着老丁，我哭了。老丁问我：放你回家过团圆节，是喜事，哭什么呢？老丁这一说，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我回家了，不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吗？老丁听我这话，也半晌不说话了。”停了停，谢老太太带着一股高兴劲对我说：“我不识字，造反派要我交代，都是老丁替我写材料。有一天老丁正趴在桌上写，一个造反派走进来，对着老丁大喝一声：丁玲老趴在桌上写什么，站起来请罪。”讲到这里，老太太笑了。她说：“我见老丁从凳上站起来，低着头请罪：‘丁玲有罪，丁玲该死，丁玲死了喂鸡，鸡吃了也拉稀。’那个造反派没听清楚，又吼叫着说：再说一遍！丁玲照原话又念了一遍。造反派听了，气呼呼地说：‘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转身，走了。”

谢老太太接着说：“我当时也忍不住要笑，这老丁不管什么随口都能编出来。”我们笑后，再一回味，丁玲的这几句“请罪词”，不就是对造反派最辛辣的讽刺吗？

重访宝泉岭的丁玲，同陈明一起，沿着他们当年住过的那排拉哈辫子墙垒成的“六十户”泥草房，探寻旧日的踪迹。泥草房塌了，“六十户”前的泥土路已经杂草丛生，大多数家属都搬进了新居。丁玲正走着，从一座旧房的瓜棚了，走出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老丁，连声说：“这不是老丁吗？”丁玲也赶忙迎上前去，双手握着老太太的手说：“这不是刘大嫂吗？”

“十多年了，你还记得我？”

“我哪能忘哩，咱们是邻居呀！”

“你看我这十来年，牙都掉光了。”

丁玲扶着老太太，亲切地问：“你那腰痛病好了些吗？你的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怎么没盖新房，还住在这里？”

丁玲重访北大荒，在普阳、宝泉岭、汤原这些她曾日夜怀念的地方，留下了她的欢笑，留下了她对北大荒人的感激之情。她离开北大荒时，农场总局的领导同志，听说丁玲筹备出版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缺少经费，他们对老丁说：“这犯啥愁，给你100万够不够？”普阳农场的同志说：“老丁是我们普阳的人，我们再加10万。经费的事，我们包了！”

丁玲感激地说：“还是娘家的人亲。有了北大仓做后盾，《中国》的经济实力，谁也比不过。”

归来华发苍颜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1981年11月初的纽约，寒风袭人。满头银发的中国著名作家丁玲，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慢步走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台。她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讲述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感人经历：从她14岁投身“五四”运动，一直讲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十年###，讲到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她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什么力量使你能够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人民，带着党历来对我的教导，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丁玲在依阿华、芝加哥、普林斯顿、华盛顿、哈佛、耶鲁等大学的讲演，都使听众为这位中国著名作家在坷坎、多难的一生中体现出的那种刚毅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所吸引、所感动。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学讲台上，她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中国作家的骄傲，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最高生活准则的美国人，是不能理解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为什么还如此朝气蓬勃？你们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党和人民，也都在同样遭受到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个人的一点损失算得了什么呢？”她敞开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中国作家闪光的心灵：“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