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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瑟姆等人的共同领导下，这些“公司政治家”组成了经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两党联立团体之一。这个委员会不像现代的商业联盟那样只知道追求狭隘的商业利益。它推动了1946年《就业法》的出台，该法令促使美国致力于充分就业计划，并将此当做一项国民经济政策的官方目标。同时，该委员会还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帮助政府向其他美国人宣传这一计划（霍夫曼本人成为马歇尔计划的首任负责人）。

这些商业领袖有能力承担起“公司政治家”的职责——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为了国家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不是仅仅为了他们自己作为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而努力——因为寡头垄断体系使他们有权成为政治家。就像他们保证蓝领员工有丰厚的薪水和福利，而无须担心竞争者可能会挤垮他们一样，他们可以到华盛顿为马歇尔计划进行游说，而不必忧虑当他们不注意时某个对手会夺取他们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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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个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各种核心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涵盖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系统。美国的顶级大公司通过制订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形成了巨大的规模经济，由此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他们通过与同行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型公司进行公开或私下的协商，制定价格以确保获得高额利润。利润的一部分将用于再投资，购买新的厂房和机器；一部分则会根据不同的级别分配给公司的高层和中层管理者；此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支付员工时薪，这些员工通常会组成行业工会。涵盖全行业所有员工的工会合同明确规定了这些员工的时薪和福利待遇标准，其中包括有税收优惠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年金。作为回报，有组织的工会员工一般不会发动*或者中断工作，以免妨碍大规模生产的顺利进行。一般情况下，劳资双方都不会让工资和物价上涨过高，以免造成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些合同同样为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员工提供了通行的工资和福利标准。

与此同时，监管机构会为关键性的服务行业制定价格和标准，公众通过大型垄断公司——涉及公共事业、特定路线的航空运输、卡车、公路和电话业等——在大致公平的条件下享受这些服务。立法者会对当地社区（如小型公司、地区零售商和农场主）的利益给予特别照顾。联邦政府对最富有的人群和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征收较高的边际所得税，并把大部分收益用于对抗苏联的国防事业中。这里所指的国防事业广义上包括国家高速公路系统、高等教育、新型技术的开发、航空航天业的大规模订单以及为保证美国大公司利益而扩展海外市场和保障自然资源供应的对外政策。

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涉及一系列复杂而持久的谈判。这些谈判有时候在重要参与者之间直接进行，比如实力雄厚的公司和不容小觑的员工群体；有时候则是在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内部间接进行。这一系列的谈判产生了几项重要成果：首先，规模经济带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进而创造了巨额利润；其次，带来了几千万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再次，获利得到了广泛分配（向下惠及蓝领员工，向外惠及小型社区、农场以及其他人群）；第四，不计其数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量超过以往，进而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系。这一切使全国出现了规模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壮大又稳固了政治体系。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美国和世界走上了超级资本主义之路。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1）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向外扩散，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美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重心都转向了更具竞争力的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层面趋向衰落。在分配社会财富、稳定就业和社区、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等方面承担着正式和非正式协商职责的各种机构——巨型寡头企业、大型工会组织、监管机构以及负责回应小镇和社区居民呼声的立法机构——日渐式微。如今的公司除了无情地追逐利润之外别无选择。“公司政治家”消失了。*资本主义被超级资本主义所取代。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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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些人认为，发生这种转变的催化剂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那次通货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