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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陈鹤琴找到了写这封信的邢握真，了解到他曾读过几年书，有一些学习的基础，因此学习新文字很见成效。于是就把他带到了大西洋西餐社世界书局举行的宴会上，向在座的作家、编辑数十人介绍学习新文字的成绩，现场表演。陈鹤琴即席作了介绍性的讲话。还有一次，陈鹤琴在八仙桥附近银行俱乐部由心理学会举办的活动中，当场做实验，请两个学习过三周新文字的儿童现场表演，其中一个儿童能够将陈鹤琴的话很快用新文字写出来，另一个儿童看了这些文字后便能准确无误地读出来并且完全明白。此外，还有一个只学了两周新文字的儿童，已经能够阅读用新文字编写的《阿Q正传》。与会者十余人，其中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前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和教育家韦悫等。会后，刘廷芳对陈鹤琴说：“从前我不是对你说‘对新文字我要反对到底’，今天我看了表演之后，改变我的态度。我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不反对，也不反对赞成。”陈鹤琴听后受到鼓舞，更加坚信新文字对扫除文盲的功效。

从1938年5月起，上海的难民收容所开展拉丁化新文字教学实验，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股成立了新文字组，并发布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举行各收容所的第一次新文字总考试。到当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救济会宣布举办新文字教育的收容所已有48所，计121个班，学习人数4285人，其中儿童3144人，###1141人。为使学会拉丁化新文字的难胞有读物，陈鹤琴亲自编写了两册新文字课本，又联系世界书局，出版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版、连环画形式表现的中外历史名人故事，还亲自用拉丁化新文字改编英国女作家奥维达的名著《穷儿苦狗记》（又名“弗兰德斯的狗”）。

从1938年4月起，世界书局出版了《岳飞》、《花木兰》、《爱迪生》、《林肯》等14本“中外名人故事”连环画丛书，用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此外，陈鹤琴、陈选善共同主编“小学自然故事”丛书共40册，由工部局小学各科教师撰写。陈鹤琴还与朱泽甫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共40册，其中有《大禹治水》、《卧薪尝胆》等篇章，介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几套丛书出版后，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陈鹤琴还曾作词一首《中国统一歌》，歌词云：“我们要爱中国！要爱同胞！同胞幸福！中国兴隆！民族光荣！”

1938年5月，陈鹤琴为《上海妇女》杂志撰文，题为“新文字与妇女”。文中写道：新文字的长处，是在容易学习。每个人只需费极短的时间，就会学得识字的工具。用这工具就能自己学习，虽然不进学校，自己也有学习的本领。这是再简便没有的方法，其优点现在已渐渐被人所了解了。再推广一步说，妇女要能用新文字来扫除文盲，比男子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母亲与子女接近的机会比父亲多，母亲认识了字，对于儿童教育的推进有极大的帮助。反过来说，母亲如果是文盲，她的子女必须入学校受教师的教导，若因环境的困难而不能得到上学的机会，那连子女也变成未来的文盲。每个妇女如若能费两星期的时间，新文字就可以学会。学会了新文字的拼音方法和规则，那就会自己识字，自己写字看书，同时用这种方法传递给她的子女，使她的子女也很迅速地学得这方法，也能自己阅读。这样，那新文字就会很快地流传开去，而文盲就会很快少起来。《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8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1939年11月，孤岛局势更加危急，租界内，日本及汪伪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估计到日本人占领上海并进入租界后也会像他们在东北殖民一样，强迫学校教日语，陈鹤琴与陈望道等用中国语文教育学会名义发起，于1939年11月中旬在上海南京路大新百货公司五楼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展会陈列了汉字改革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学成果。陈望道先生特地为展会撰写《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讲》，作为会刊之一在会场里散发。展会为期10天，上海的大中学校师生纷纷前往参观。尽管此期间陈鹤琴因在宁波避难未能到会，但展览会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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