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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学校。1837年德国人福禄培尔在布兰肯堡开办学前儿童教育机构，1840年正式命名为幼儿园，并组织训练幼儿教师，创立幼儿园教育体系。自19世纪中叶，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育婴堂、幼稚园陆续在中国一些城市出现。1903年秋天，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幼稚园在武昌阅马场建立。幼稚园选聘3名日本保姆，采用日本式方法教学，首批招收5至6岁女童80名，学期1年，以后又续招4岁左右的幼童，学期为2年。幼稚园以班级形式实施保教，重养不重学，旨在培养小儿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生，以备小学堂之基础。

在陈鹤琴办鼓楼幼稚园之前，中国大多数幼稚园为外国传教士所办，少数中国人办的幼稚园采用的基本是英美的教育模式，僵硬而不思改进。中国幼儿教育的三种大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使陶行知、陈鹤琴等新教育的倡导者们深有感慨。1924年《新教育》杂志第八卷第二期发表了陈鹤琴的文章《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痛陈中国幼稚教育的封闭、停滞、落后现状，大声疾呼革除流弊、实行改革。

文章开篇，陈鹤琴指出：“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而外人的幼稚园已时有改进，但是我们还墨守陈规，不知改良，以至陈旧###不堪闻问了。”《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然后，陈鹤琴总结了中国普通幼稚园的四种弊病：（1）与环境接触的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2）功课太简单；（3）团体动作太多；（4）没有具体的目标。有一次，陈鹤琴问一个6岁的小女孩：“你曾见过松鼠吗？”女孩回答：“看见过的！”陈鹤琴又问道：“有多大？”女孩举起两手的食指在空中比画约摸两寸距离，回答道：“这样大！”陈鹤琴继续问：“你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女孩回答：“在书上。”然后她拿出一本油印教材递了过来，陈鹤琴翻开一看，教材画图上的那只松鼠根本不像松鼠的样子。在过去的幼稚园里，儿童的生活几乎都在室内度过，偶尔教师带儿童到街上去，也只是转转而已。在幼稚园的游戏室，儿童在游戏时，经常相互挤撞。在陈鹤琴看来，“现在幼稚园的弊病，并不在乎没有房间可以游戏，而在乎没有与环境和社会相接触的机会”。陈鹤琴称这种幼稚园是“幼稚监狱”《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在这样的“幼稚监狱”里，儿童活动的内容只有画图、玩沙、玩土、折纸、团体游戏、唱歌、玩积木等几种，天天如此，内容单调乏味。团体教授法是幼稚园通常采用的教学方式，一个教师对着二三十个儿童讲故事，不管他们爱不爱听；做游戏时，儿童聚在一起，有的儿童能力不够也不得不在其中“滥竽充数”；唱歌时，教师不管孩子们是否喜欢唱，总要大家一起唱；玩沙土，教师们不管儿童此刻是否愿意，总要大家都去玩。这样不顾儿童自身愿望与个性特点的教法是否真能有效呢？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办幼稚园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教育儿童究竟要教育到什么地步？什么技能、什么习惯是儿童应该养成的？什么知识、什么道德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外景　。　想看书来

三　鼓楼幼稚园（2）

儿童应该学习具备的？这些具体目标不明确，幼稚园就不容易取得进步——“做教师的糊里糊涂一天一天地教去，做儿童的也懵懵懂懂地一天一天地过去，而一般做父母的也不去督察督察”《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这种无方针、无目标的幼稚园，哪里能够发达呢？

陈鹤琴在谈到自己创办鼓楼幼稚园的初衷时说：“因为我喜欢小孩子，因为我教儿童心理，我就注意儿童的教育。”于是，他创办了这所小小的家庭式幼稚园，他有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

鼓楼幼稚园建园之初，没有园舍，只能将教室放在陈鹤琴家中的客厅里，陈鹤琴的儿子一鸣、女儿秀霞都在鼓楼幼稚园受过教育。那时的鼓楼幼稚园按陈鹤琴自己的话说来，“是蒙养园性质”《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1925年秋天，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建立，被定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由该科每月津贴部分实验费用。全园有指导员1人、研究员1人、教师2人，年龄自3岁到6岁的儿童26人。时任东南大学教育科助教的张宗麟被聘请协助工作，全面开展实验。

张宗麟（1899—1976），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