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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跟你过不会走正道，不仅心灵要被扭曲，还会被饿死，你不配做父亲！”

这一刀捅得我心里鲜血淋漓。望着阴暗而发霉的墙上还挂着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两个人幸福而盲目地笑着，我觉得这是对今天这个场景的巨大嘲弄。韦秀跟我恋爱的时候，我正在一家报社拉广告，她以为嫁给了一个大记者，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拉广告的临时工，不过那时候，我的业绩相当可观，她这个普通工人的女儿平生戴的第一枚戒指就是我当时送给她的，她吃的第一顿肯德基也是我带她去的，她很别扭地在外国的灯光下使用着刀叉，充分享受着物质虚荣带给她的生活情调。她一直活在没有情调的生活中，就像她的父母一样。然而当她将赌注押到我身上时，没有充分考虑到股市是有风险的。

我找到法制报记者李成品问他有没有需要写贪官的稿子，我打算把我舅舅郑天良的事写出来卖一些钱，最好能给我提前支付一点稿酬，不然这个冬天我将走投无路。因为我请李成品喝过一次酒，所以他对我还算比较客气，他给我引荐了一位南方的书商姚遥，姚遥请我和李成品在“椰岛海鲜楼”吃饭。

姚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郑天良的级别太低，副县长被枪毙是没有什么卖点的。”

我讨好地给他敬了一杯酒，说：“郑天良一生的经历还是很有些发人深省的，我想从他的堕落中挖掘贪官的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

姚遥手上套着粗如手铐的金链，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你不要给我故作高深了，我们对你要揭示的性质毫无兴趣，我们需要的是贪官们令人刺激的腐败表演，我们这套书选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高官，省部级要占一定的比例，而且定位非常明确，书名就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们》，你手里的这个副县级小官只能是在这一百本书中起到插花点缀的作用，如果他在搞女人方面有突出表现，还是可以考虑入选一本的。”

我的腰和我的尊严同时弯下了：“我舅舅，不，郑天良这个贪官在玩女人方面也是穷凶极恶的，比起高官来，有过之无不及。”

李成品吐出了嘴里的海蟹壳，补充了一句：“贪官难过女人关。”

姚遥轻松地接上话题：“在我看来，当官如果不搞女人，还有什么当头，除非他真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信仰了。”

我与姚遥签了一个意向性合同，答应写一本。要求是必须要刺激要赤裸裸地写贪婪和淫荡，纪实加虚构。总之要有市场卖点。速战速决，二000　年十二月底前必须交稿。千字两百，二十万字。我默默地算了一下，写成后可赚四万块钱。

我决心以出卖我舅舅的腐败经历来换钱换烟换酒换我儿子的奶粉，现在多少书商和写手们就靠腐败分子被逮捕和被枪毙的内幕过日子，这就充分说明腐败分子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最起码像我一样的穷人对这个冬天有了活下去的信心。没想到，我舅舅郑天良在活着的时候不帮我的忙，死后却来为我出力了。

然而当我再回到合安县了解情况的时候，我舅舅的表现远远没有达到书商所说的“刺激和赤裸裸地淫荡”的要求，我舅舅郑天良虽然罪大恶极，但他作案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大部分岁月里，他是一个口碑很好、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干部。而我感兴趣的是，郑天良的一贯优秀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装出来的，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对破译谜语更有热情。

郑天良除了开会很少去县城，他在马坝乡寻找到了安慰与成就。

6

合和酱菜厂是郑天良一手创办的，因此，这个厂和郑天良的政绩之间构成了相互注解相互命名的关系。至一九八七的时候，酱菜厂已经建成了六千多平方米厂房，两百三十四名职工，利润八十万元，成为全县最耀眼的企业。郑天良对这个企业是有些偏爱的，他三天两头蹲在厂里，像个监工一样。八六年底，他下决心撤掉了原厂长赵全福，赵全福是郭诚副书记的表弟，原来当过油厂的厂长，算是有些经验的老同志，但他没有经乡政府同意，擅自在省报上花八千块钱宣传酱菜厂并肉麻地吹捧自己创业的光荣历史，年底又以送年货的名义给县政府送去了两千四百瓶酱菜，价值六千多块钱。郑天良知道后将赵全福臭骂了一顿：“你有什么权力花八千块钱为自己在报纸上涂脂抹粉，你凭什么慷集体之慨，用企业的钱到县政府去讨好卖乖？有多少家业不被你败光？”赵全福反抗说：“现在连中央都提出要加大企业自主权，我连送几瓶酱菜的权都没有，还让不让人干了？”郑天良说：“是的，是不能让你再干了。你去当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