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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许多人说过：“魏书记跟我只有一面之缘，只说过一句话。”对方都说：“你这样否认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怕我们沾你光，是不是？”郑天良越否认就越说不清楚。

在黄以恒等县委县政府成员面前，他已经没有必要避讳他和魏廷旺之间的私人关系。

有一点，他告诫自己，他进县政府是来干事的，不是来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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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妻儿老小搬进县委大院的时候，这一年夏天已经来了。县委大院南边是三层的办公楼，北边是宿舍区，二十几个带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县委大院里树很多，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泡桐饱经沧桑，就像一个老革命家一样，撑出一大片浓荫，铺天盖地，让郑天良这些革命后代们坐在树下乘凉。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耿天龙手里提着鸟笼子正在院子里跟笼中的鹦鹉对话，耿天龙教鹦鹉说“为人民服务”，鹦鹉张着坚硬的嘴说“为人民糊糊”，耿老将我带进屋里，给我沏上茶，递上烟，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聊天。他指着鸟笼子里的鹦鹉说：“教它讲‘反腐败’，没一个星期，会说了；而‘为人民服务’教了三个多月了，它还是跟我说‘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这个星期我就不给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