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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