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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⑤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十分关注，他甚至使一向反共的张继也在大庭广众中宣读了西安方面的传单，终于打破了当时南京对事变真相的严密封锁，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于先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后也一直深切关心张、杨两将军的命运，并为使他们获释而奔走呼号，作了很多努力，甚至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还不顾一切地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上午，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当日下午２时，蒋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宣读他和副总统李宗仁的联合宣言，会场至为凄惋，Ｃ·Ｃ少壮分子谷正纲失声痛哭，立起大声疾呼：“总统不应引退，应该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以低沉声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决定，马上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走出会场。这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忽然拄着手杖离座追上前去，喊道：“请总统留步！请总统留步！”蒋稍停，身也未转地问道：“院长有何见教？”于右任说：“为了和谈方便起见，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吧。”蒋介石一听，板起面孔，向于右任瞥了一眼，将右手一甩，提高嗓门说：“你去找德邻（李宗仁）去！”

便加快脚步走出了会场。拖着一大把胡子的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站在那里。大家只好面面相觑，相继散去。⑥

由这段往事，也不难看到，于先生对真正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以及对朋友，非常真诚、忠厚，而蒋氏对张、杨二将军则一直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初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不但不撤军，反继续向西推进，以重兵威胁西安这些严重的事态，西安军民是强烈不满的，认为蒋氏背约，因而曾多次派代表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发表了不少严正的谈话和电文，如１月５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众高级将领在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就再次血泪陈辞，正气凛然，要求蒋氏恪守诺言。电云：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萏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