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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④

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