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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