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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轻人，只可能制造轰轰烈烈的不合时宜。不管对于激进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徐志摩都是个异类分子。前者认为他只关心风花雪月，而后者则对他的激情与理想不屑一顾。而很显然，徐志摩在生活上所表现出的欧化，更让当时的人群无法接受。徐志摩在本质上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特性，让他个性鲜明地游移于一切群体之外。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这样写道：“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象，而徐志摩则体现了爱本身。”

这句话再分明不过地表明，徐志摩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徐志摩像一个极纯真的孩子一样，闯了进来。像他崇拜的诗人一样，他不相信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执著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就像他与朋友争论时说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也是的。”

有了这种信念，他才会有疯狂的爱与单纯的诗。在今天看来，他的诗歌明显带有少年人的肤浅痕迹，而他著名的《爱眉小札》则是充满了酸味与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认，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由一颗单纯的丝毫未受污染的灵魂撰写的，他藐视了我们熟识的游戏规则。他似乎总是在追逐，在努力获取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35岁这一年，徐志摩带着已经走向绝望的恋情离开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与唯美主义者一样，他选择了早夭。这为他带来了一个传奇而完美的结局，因为早夭几乎已经成为天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我们在这个春天，煞有介事地回忆起他。可惜，大众传媒的制作人员无法理解徐志摩所蕴涵的真正意义，而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取悦公众，这一点已经背离了徐志摩的不合时宜的特征。这已经决定了一切有关徐志摩的叙述的演绎都是缺乏灵韵的。

年轻正是天堂

1799年，29岁的华兹华斯在伟大的诗篇《序曲》中这样谈及法国大革命：“活在那个黎明多么幸福，而青年如进天堂……”这个诗人革命者的话，像法国大革命本身一样激励了后来的一个世纪青年的成长。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被一种青春的激情驱动着，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抗争，通过他们的惊人或平庸的才华、持续或短暂的热忱输送进入人类文明的血管。

“浪漫式的反叛”，罗素在文章中如此定义这种青春精神，他写道：“这种浪漫式反叛激奋着，从1789年到1918年的年轻人与部分年老者。在这漫长的年代，欧洲与西半球的每一个最有才能的人都相信，世界上各处都存在着悲惨和压制，都由坏人的小派系造成；人们早晚会在高贵的愤怒下揭竿而起，反抗他们，而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一代接着一代过去，人们失望了，年轻人得到的新收获，不断取代了‘迷失的领袖’。”

有了这段明确的注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雪莱在牛津的第一年就因为撰写危险的《无神论要义》而被校方开除；而拜伦为何如此狂热地卷入希腊的战争；或者是，俄国那些年轻的十二月党人，还有年仅15岁就被这些革命者感动的赫尔岑；理解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还有《父与子》为何具有如此的感召力……

当然，这段历史不仅仅被这些充满勇气与良知的青春所充斥，它同样隐含着其他层面。年轻的法国军官拿破仑，野心勃勃的家庭教师于连，巴黎街头那些嗜血的职业革命家，还有叫嚷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王尔德……

这些看起来并非高尚的东西，也同样是浪漫式反叛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带有太多个人欲望的成分，但无疑，他们也是这段激越人心的历史的重要组成。反叛，不管它出于何种目的，成为这段历史的主线。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青年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叛，它带有的青春痕迹在今天看来是如此动人。翻阅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政治、文学、艺术，还是音乐领域，年轻人正在不断颠覆着前人，他们如此饥渴地重写历史。

也是这段历史，人类社会还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战争摧残，人性也还没有遭遇可怖的技术侵害。相反，伴随着人类征服世界进程的加速，他们被一种乐观精神包围着。所以，青年人还没有机会表现一个世纪后出现的可怕的颓废，所以此时的青春还未遭受污染，它明媚而宽广，理想而浪漫。

于是，我想去描述这段历史。现实的青春让我备感挫折，我的周围充斥着一丝不苟的功利者，或者沉溺于小情小调的小布尔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