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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一张办公椅。桌子的两旁各放一张略小一些也略矮一些的桌子,一边坐着住院医生,另一边坐着负责当日“病历簿”的助手。病历簿是厚厚的一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职业及病情的诊断。
下午1点半,住院医生走进来,扫铃吩咐门房将老病号叫来。老病号总是有许多人,需要在蒂勒尔大夫两点来之前尽量地处理完这些病人。菲利普接触的住院医生是个小个子,短小精悍,过分地自命不凡:他在助手们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屈尊降贵的架势,而对那些年纪相仿的高年级学生对他的随随便便的态度、没有对他目前的地位表示应有的尊敬表示明显的怨恨和不满。他开始看病,一个助手协助他,病人们鱼贯而入。男病人先进来。慢性支气管炎和“令人头痛的咳嗽”是这些男病人的主要病症。一个人走到住院医生跟前,另一个走到助手跟前,递出“挂号证”。假如事情进行得顺利的话,住院医生或助手就会在挂号证上写明“重复14天”的字样,于是,病人就提着药瓶、药罐到药房去领取足够再服用14天的药品。有些滑头的病人退到后面去,以便能够让医生亲自诊断。但他们也很难如愿以偿,只能留下三四个病情特殊、需要医生亲自诊视的病人。
蒂勒尔大夫迈着轻快的步伐飘然而至。他使人联想起那个一边喊着“我们又见面了”,一边跃上马戏团舞台的丑角。他的那副神情似乎在说:生病又有什么的?看我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他坐下来,问是否有老病号要让他看,接着便迅速地检查这些病人,一双锐利的眼睛审视着他们,同时和住院医生讨论病人的症状,不时插一个笑话,逗得助手们哈哈大笑。住院医生也笑得很开心,但却摆出一副认为助手们的笑太冒失的神气。接着,他说天气很好,或者天气炎热之类的话,然后按铃叫门房去将新病人带进来。
他们一个个地进来,走到蒂勒尔大夫的桌子跟前。他们有老人、年轻人和中年人,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如码头工人、运货的马车车夫以及酒吧侍者;可是有一些人也衣冠楚楚,显然是些社会地位较优越的售货员、职员之类。蒂勒尔大夫以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他们故意穿破衣裳装穷。但他眼睛锐利,能制止他认为是弄虚作假的把戏。有时,他干脆拒绝给那些他认为很可以付得起医疗费的人看病。女人是最令人头痛的重犯者,不过她们总是伪装得很笨拙。她们会穿着破烂不堪的外套和裙子,却忘了把手指上的金戒指摘掉。
“你既然能够戴得起首饰,也一定能够请得起私人医生。医院是为穷人看病的慈善机构。”蒂勒尔大夫说道。
他将挂号证还她,叫下一个病人。
“可是我已拿到挂号证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挂号证,你出去。你没有权利上这儿来,浪费真正穷人看病的时间。”
这病人绷着脸,气冲冲地走了。
“她可能会写信给报社,控告伦敦医院严重管理不善。”蒂勒尔大夫拿起另一份挂号证,以敏捷的眼光瞟了病人一眼,微笑着说道。
大多数病人都认为医院是国家的机构,而他们已向国家纳了税,也就为这机构付了钱,把他们前来看病看作自己应有的权利。他们认为给他们看病的大夫的酬金优厚。蒂勒尔大夫让他的助手们每人检查一个病人。助手们分别把病人带进里面房间,这些房间较小,每间有一张铺有黑马毛呢的长沙发。助手问病人各种各样的问题,检查他的肺、心脏和肝,将病情一一记在病历卡上,在心里考虑好自己的诊断意见,然后等待蒂勒尔大夫进来。他一看完男病人就到小房间来了,后面跟着一群学生。这时,助手便读出他所检查的结果。蒂勒尔大夫问了他一两个问题,亲自检查病人。假如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要听的话,学生们便用上听诊器了:你在病人的胸部可以看到二三个听诊器,在背上可能还有两个。其余的人不耐烦地等着要听。病人站在他们之中有点别扭,但发现自己成了注意的中心倒也高兴。当蒂勒尔大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病例时,病人糊里糊涂地听着。两三个学生又重听一遍,以辨认出医生描述的心脏杂音或咿轧音。然后才叫病人穿上衣服。
当各种病例检查完毕时,蒂勒尔大夫又回到大房间,在自己桌前坐下来。他随便问一个碰巧站在他身旁的学生,如何给刚才检查过的病人开处方。这个学生便提出一两种药来。
“这样开吗?”蒂勒尔大夫说道,“嘿,无论如何,你的处方倒是别出心裁,不过,我想我们不能轻率从事。”
这话总是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然后,大夫为自己机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