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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ational　Policy；　页135。＇。似乎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高等院校在1972年招收了直接从中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据说从恢复优秀中学毕业生直接升大学之时起，周就举双手赞成＇　S。　Pepper；　前引，页869。方毅的讲话载于Pékin　Information；　1978年1月2/16日，页16。＇。林彪身亡后，面对“大管家”们，毛的地位有所削弱，因此他忧心如焚、无暇顾及其它，毛派分子们自然也就放松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而“管家”们则避免公开讨论或否定毛的下乡运动理念，以至宣传的调子与68…69年的不差上下。

要解释运动的降温，除了领导人的政治忧虑之外，也许基层干部的意兴阑珊更重要。毛式领导作风是建筑在缺乏制度上支持的极度激进主义之上的，不容许官僚式的工作永远循序、一成不变。许多地方干部在1968…1969年间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忠心与虔诚，一旦秩序建立了，红卫兵也被分散到了各地乡下，这些干部就认为下乡运动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为了打击杜绝这种态度，出台了1970年（5月12日发出的）26号文件＇　毛批示的这个文件强烈要求各级干部将下乡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解决知青的一些问题，并要求加强宣传工作以及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坏人。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2。＇，但无甚成效。其实，另有一个原因使基层干部失去积极性：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抵制情绪越来越剧烈。知青在当地陷入的严重困境已经家喻户晓。事实上在城里有不少办法可以找到工作，这就鼓励了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奋力抵制动员下乡的工作。“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也使一般群众灰心丧气。有的时候，抵制行动发展到威胁或者殴打负责动员下乡的教师及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113。＇。后来，动员工作在学校内进行，这是个巧妙的方式，用以避免学生中途辍学。当时，辍学的学生，“有上等　后门　的进部队当兵，有下等　后门　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　后门　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一份内部文件披露，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1968年入学的有9000学生，可是到1972年毕业时，只剩下2300名＇　刘小萌，前引，页273。＇。抵制行动也波及到已经下乡但开始未得准许而回城的知青，有些甚至递交请愿书，要求招聘他们。　1972年底，估计有至少10万知青处于这种境况下＇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2、107。＇。这当然令中央领导大为不满，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愿看到下乡人数大幅跌落。因此，1971年计划遣送140万知青下乡。结果计划只完成了53％。1973年初，抵制行动愈演愈烈，到5月底，上半年的计划只完成了29％＇　刘小萌，前引，页270…271。＇。

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6…97、106、108…109。＇。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7。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7，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1971年5月1日。＇。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见《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第二版，及1970年5月8日第一版。＇。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年7月19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年9月23日，各刊于SWB，1969年7月23日及1969年10月7日。＇。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