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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充分理由的，于是就如实地向中央当局反映情况。知青办公室当时已经准备好一份有关知青请愿闹事的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其中包括农场知青也可病退或困退回城，或者以顶替或其他方式被招工返回原居城市。中央政府批准取消这项全国会议的决定，并要求云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这个会议于1月21日在昆明举行，出席的有北京、上海以及四川政府的代表。决定按“6条意见”办事，愿意走的知青就让他们走，尽量多做工作，希望能多留下来一些＇　当时，已婚知青（即使双方都是知青的也一样）都不准走，然而他们要回家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致使5天内就有3000对夫妻提出离婚；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页378。＇。工资增加了，拨款解冻用以改善生活条件，其中700万用来盖房子。23日，中央批准了这些决定。因此，当请愿代表的自我批评在全国报章上见报之时，几万名知青大批地逃离这块生活了8至10年的土地。一年以后，这里只剩下了几百名。

当时回城风席卷全国。只要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就狂风大作。黑龙江省的农垦场有47万知青，是全国最高纪录，那里的返城风尤其令人惊心动魄。是从1978年11月开始的，就是说在全国会议结束之前。如同云南省的情况，黑龙江的外来知青占农场职工总数很大的比重，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年终劳动成果微乎其微。不仅知青满心疑惑，政府也踌躇不安。每个人脑子里转着的念头都是回城，连那些不久前还在为了“扎根”而放弃上大学机会的也不例外。扎根派本来是无上光荣，如今变得不光彩了。当时在黑龙江各农场的还有30多万知青，几乎全体都参加了1978年11月至1979年春的声势浩荡的大逃亡，不过没有引起像在云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原因在于省领导，他们受革新思想及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比较深＇　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和邢贲思当时去黑龙江作报告，公开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刘小萌，前引，页736。＇，因此并没有真的想法子去反对知青的行动（大多数农场负责人倒是企图阻止了）。他们宁愿在当地青年或者非法移民过来的农民中招工＇　接受名作家冯骥才采访的一个人，说在他的农场里就是这样，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见冯骥才，《伟大的受难者们》，页12。＇，也不愿意把“飞鸽牌”知青留下＇　这个外号在当时经常用来形容知青，带有讽刺意味，其实那本来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自行车牌子。＇。所以，甚至在公布了全国会议的决定后，黑龙江农场的知青都可以享用插队知青回城的办法。大逃亡给农场的生产及运作造成很多问题，1979年3月1日，只是到了那一天，为了减慢回城风的速度，省政府才宣布废除可以病退和困退为由回城的规定。同一天，在省会哈尔滨爆发了一场游行示威，僵持了3天，知青大获全胜，但他们的领导得做自我批评＇　见刘小萌，前引，页736、775。＇。

上海等地的紧张局势及冲突爆发

根据半官方消息来源，1978年12月到1979年春之间，这场风波蔓延到29个省里的21个＇　顾洪章等，《始末》，页181。＇。在黑龙江，当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这并不意味着知青都可以顺利回家。实际上，回城风在知青原居城市负责人那里受到的阻力远比在接待地大得多。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也是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　同上，页302。＇，那里的冲突表现最尖锐，持续时间也最长。同时也是民主运动与上山下乡运动错综交叉一起的唯一城市。是从黑龙江回城的知青，于11月25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张贴该市首批民主运动大字报之一＇　A。　Mclaren；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2月，页4。＇。他们揭露在农村过的悲惨生活，断言“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畸形胎儿”＇　《七十年代》1979年1月，页7。并不是Anne　McLaren　错误理解的“文化革命是畸形胎儿”。当时反对上山下乡的人经常会引用那一个说法。＇，并要求“翻案”，就是说纠正这项错误政策。他们将自己归入文化革命受诬陷的群组里，利用新的政治气候来要求平反昭雪。陆续还张贴出其他的大字报，直至12月10日的游行示威，知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