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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定义支出和赤字策略，但它事实上已成为制度；况且，也没有哪个联邦政府部门能够清楚地阐述与之相关的可靠的技术和数据。

新政所引发的舆论对凯恩斯主义的关注并不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新政将联邦政府推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但美国公众心目中还是没有接受国家财政大幅扩张是正当的这种条理清晰的理论。尽管再分配税仍然是个人所得税体系的核心，但新政的民主—中央集权制税收政策并未持续多久。相反，在新政中受益的各种集团一方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秩序，另一方面又对他们从新政中得到的好处心存感激。这些集团想要得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利益，但又希望联邦政府保护它们免遭巨大的市场风险的伤害，当社会失序已非常严重时，它们又希望与竞争对手达成一致。

第三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和国会将国家的优先战略转向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治疗萧条成为主要的财政问题。罗斯福追求的是避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那种由巨额赤字导致的通货膨胀。

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却非常大。珍珠港事件后，政府开支急剧增加，并且一直增加到1945年。这种增加表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比，从和平用途转向战时需要的资源要大得多。联邦政府开支的平均水平在1942—1945年间几乎达到了国民总产出的一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资源用途的转移更快更持久。在美国保持中立的时期，对战时压力的调整就已经开始了，这段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准备期要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要长得多。但不同的是，罗斯福政府在珍珠港事件后面临的是经济萧条而不是通货膨胀。

罗斯福和国会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筹资经验，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价格控制，对每一种稀缺的物品实行配给，并尽可能地提高税收——以应付战时开支，防止消费者与政府竞争而抬高价格。由于财政收入增加，联邦赤字从1941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1943年的574亿美元之后，在战争期间就大致维持在1943年的水平了。

但是，特别税的选择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罗斯福重新燃起了1938年被国会粉碎的改革雄心。像威尔逊和麦卡杜一样，他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都偏向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资，向公司和高收入者增加更重的负担。1941年，摩根索提议对利润率在6％以上的所有公司征税。罗斯福则走得更远：“在国家的生死关头，所有超额收入都应该为赢得战争服务。”1942年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到：“任何美国公民的税后净收入都不应该高于25　000美元。”

但这种激进的战时税收提案面临两个重要障碍。一是来自军队计划者、对外政策战略家、金融巨头和经济学家等集团的反对。在整个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些专家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和后果，认为如果发生另一重大战争的话，要吸取这些教训。这些专家希望动员更多的资源，而且要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利地、可预见地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推崇的是一种“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政策——就是对工资和薪金征收所得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6）

罗斯福战时提案的第二个障碍与威尔逊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国会强有力的反对。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国会议员与《时代》周刊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警告摩根索的计划“在衰退和失业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将大大削弱公司的资金实力”。

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提案，让“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所得税成为了新的税收体制的基础。由于免税标准很低，大量的财政收入就来自对工资和薪金征收的税收，而不是来自利润、股息、利息和租金收入。结果是个人纳税者的人数从1939年的390万增加到1945年的4　260万，联邦所得税收入从1939年的22亿美元猛增到1945年的351亿美元。如两位经济学家所言，“从乡村俱乐部到铁路边，到处都是纳税人”。向广大公众征税代替了向某一阶层征税。同时，联邦所得税逐渐支配了国家的税收体系。　1940年，联邦所得税只占总税收额的16％；到1950年，联邦所得税已占到总税收额的51％。

向大众收税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普遍愿意为战争贡献力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争动员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需要使用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