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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控制法》在1976年得以颁布。国会命令EPA建立一个所有有毒物质的数据库，建立一个在有毒物质上市前对其制造者和使用者进行通告、登记和发放许可证的体系。法案的执行工具包括对标签的要求、标明使用说明、强制检验和禁止使用。

一个控制危险垃圾的法案也于1976年颁布。《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授权EPA列出所有的危险垃圾，对任何危险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理或处置制定规则。在连带责任和个人责任得到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一计价体系保证了这一项目的实施。但是，这一法律仍然存在漏洞，比如大多数（小型的）垃圾制造者就被免于处罚，执行的时候也不尽如人意。即便预算翻了四番，人员也增加了一倍，EPA的组织资源的延伸到现在还是非常不够。

革命性的社会管制还是要和政治相结合。

新政管制体制的崩溃，1968—1983年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局势的变化打破了新政的经济管制体制，而同种类型的局势变化也刺激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管制和60年代的社会管制的产生，这多少有点矛盾。

根本的宏观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构成了管制方面变化的广泛背景。1968年后，实际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了（从年均增长下降到）；通货膨胀加速，利率提高了3倍多。1971年的美元贬值和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后，美国经济与1968年之前的30年相比根本地衰弱了。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生产率的低增长，以及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问题同时出现了。

新政的管制体制已经发展了30多年，无论与20世纪30年代还是70年代相比，这一体制经历的30年的发展期间里，宏观经济都更强劲，通货膨胀也很低。它的管制方法和规则是以稳定的或者下降的实际成本和物价、迅速提高的需求为基础的。当这些宏观经济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变化后，受管制企业潜在的问题突然就显现出来了。这些问题包括：过度的资本化、负债经营、过剩的生产能力、高成本以及交叉补贴的定价模式。

由于越南战争的局势越发恶化，由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显然难以应付，由于国家的能源供给似乎被OPEC所挟持，由于政治上的不法勾当牵涉到了白宫，人民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体现在新政中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彻底地侵蚀了。

临时组合的政治利益集团很快就开始支持放松管制的改革。对改革的推动始于拉尔夫·纳德这样的激进主义消费者和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自由政治家，他们相信大多数管制机构都已经被受管制的产业所俘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政府官僚提出温和批评的人和研究产业组织的经济学家也加入进来，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管制问题，并向福特和卡特总统提出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利益集团逐渐被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支配，他们更偏向市场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控制，他们普遍支持里根政府。

技术革新是导致管制发生变化的第三个因素。通过发展替代技术和打破产品市场的差别以及降低进入成本，技术革新改变了管制据以存在的经济特征。宽体喷气式飞机、自动取款机、微波传送、数字交换机和核能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最终，当管制者不再能够抑制这些技术革新所产生的经济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放弃管制了。

管制的失效也要归因于无法实施管制。当压力来自其他方面的发展时，管制机构总是发现难以对管制措施进行调整。比如在电讯业，在维持交叉补贴机制的情况下，它们就不能理解自由进入的问题。在航空业中，管制者有所反应，但它们通过不适当地将传统原则扩展到极端的程度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在面临天然气短缺的情况时，管制者试图提高价格以进行激励，但由于它们自己的裁决和管理程序上的缺陷，这一措施只是成为一种摆设。

政策企业家是变化的第五个源泉。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了解管制失效后果的人，或者至少是看到了变化带来机会的人，都会利用法庭、管制的领域和立法改革来推动变化的过程。MCI公司的主席比尔·麦高恩（Bill　McGowen）、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以及货币监理署署长托德·康诺弗（T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