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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西非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这样的贸易中，新英格兰地区成为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之外的另一个原材料供应地，但是英国肯定要保持与北美北部殖民地以及弗吉尼亚烟草种植殖民地的直接贸易联系。

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1660年之后，英国开始了进口和转口新农产品的活动，在这过程中甘蔗和烟草种植殖民地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英国的港口城市和内部贸易的发展极为迅速。随之而来的就是资本流动的程度大大提高了，出现了金融组织，交通往来也更加便利了，商业的零售批发也发展了（商店从大的商业市场批发商品，而专业性商店又从综合商店批发商品）。商业和工业的成功结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包括一些技术的变化。在17世纪90年代，申请专利的活动是以前30年的2至3倍，然而从那以后，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技术专利大大减少。英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被推迟，以农业—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持了几代人的时间。

经济绩效

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由与资源分配以及资源利用有关的效率所决定的，其他方面的标准则与公平和应付外来突变因素的能力有关。正如人们所了解到的，要兼顾到这两方面的评价标准是很困难的，即使只考虑一方面的评价标准，也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一个一致的和明确的评价方法。当经济发展时，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做得不够好，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就很难把两方面的标准综合起来进行评价。因此，我们现在的目的非常简单明确，就是把英国看作是早期北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一个资源库，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更大范围里，对涉及所有经济绩效的评价标准进行兼顾和综合考虑。在这样的范围里，才有必要和可能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绩效进行评价，也才可以把英国与在北美地区有移民的其他国家进行适当的比较。

第一个试金石就是有关的社会资源是怎样被全面动员起来的。确实很难得到比较接近的看法。财富不均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就意味着富裕者可以有足够的资产把持着市场。对土地的私有权使大量的土地仍然作为狩猎地区而保留下来，并使这些土地退出农业耕种范围。与中世纪相比，这时候用于宗教经济结构扩张方面的资本要少得多了，但由于过分的消费和军事开支，使资本的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从劳动力方面来说，“完全资源动员”的观点是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区性的贫困问题、妇女普遍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男人和女人都很穷、劳动力的重新安置行动迟缓等系统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土地在文化价值和可能得到的投资资源方面，表现出它的局限性。在上流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主要是有天赋的男人）都被吸引到如律师和宗教人员这样的职业中来，而那些职业并不具有较高的物质生产力。而社会又是高度分化的，许多社会集团如失败的保皇主义者的年轻后代们，他们已经感到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命运的机会非常有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有空想家和冒险家才会远离家乡到北美去殖民的。

从这方面来说，看来第二个观点即“静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也是明显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配，以至于它们没有得到其最大的要素收益率。实际上，许多制度性的东西、社会习惯以及某些行业受到压制的特点（比如行会和外来居民所控制的某些商业活动），都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效益。资源的重新分配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由于有限的交通网络的整合以及比较差的信息发布方式而受到一定阻碍。一直到18世纪开始时，还没有出现一份地方性的新闻出版物。

另外一个是“动态资源分配效率”的观点，只有以最佳的收益率出现了资本积聚时，这样的观点才能得到界定，并与实际情况相符，它是由个人的偏好和国家的优势地位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需求，缺乏非常清楚的政策目标。无论如何，是因为特权和权力才使资本从高收益的经济活动转向土地的投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贫穷的社会里，这毫无疑问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甚至会低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经济增长水平。1663年以后，通过农产品的出口补助，主导国会的土地所有者的农业经济得到了保护。与主要卷入贸易活动的个体商人不同，一个有影响的非土地资产阶级的形成过于缓慢。例如，只有到18世纪末期，才有一些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居民支持向外殖民，包括威廉·格兰特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