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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私人交换分机（用于商务公司提供特殊服务的分机交换机）。20世纪70年代末，　MCI（微波通讯公司）将它的私人线路和长途电话网络转向公共服务，与AT&T形成了直接的竞争。虽然FCC事后反对这种竞争范围的扩大，但法庭对此并不予以支持。1980年，FCC放松了对所有终端设备的管制，但将其管制范围在电讯（数据交换）业务和计算机（数据处理）业务之间进行了划分。

这时，司法部对AT&T提起了一次大型的反托拉斯诉讼，断言AT&T利用其纵向一体化结构妨碍竞争，阻止竞争者得到向市话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权利，并且使用了歧视性定价。FCC事后通过允许竞争者进入市场而支持了这一诉讼，但同时又要求AT&T继续为市话公共服务提供交叉补贴。1982年，受信奉极端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深刻影响的司法部与AT&T签署了一个双边同意的判决。总公司同意撤销它的22个市话业务公司，将其迅速重组为7个区域性的大公司，每个公司都有大约60　000名员工及80亿美元到90亿美元的资产。AT&T将保留长途电话业务、设备制造（西部电子公司）和贝尔实验室，并允许重新进入在1956年的双边判决中被排除在外的计算机业务。这7个区域性的贝尔公司被禁止经营长途电话业务和设备制造，禁止提供比如语音邮件或者电子黄页之类的增值信息服务。

这些管制上和结构上的变化以各种途径影响了电讯市场。自从与其他长途电话公司展开竞争的贝尔公司不向市话业务提供高比率的交叉补贴后，长途电话价格就大大降低了。新的语音和数据服务，尤其是对大客户提供的这些服务受到了这种竞争以及交换和电信技术迅速革新的刺激。但是，市话价格则大大提高了，反映了网络接入和使用的真实成本。设备制造者之间的竞争也降低了设备的价格，并产生了样式、功能、质量各异的设备，比如无线电话、电话应答机等。只有信息服务业务方面的进步不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这一业务还保留着严格的管制性限制。　金融服务　在美国经济众多的金融服务部门中，在企业家和管制失效的推动下，放松管制在曲折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始于1968—1969年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引发了管制方面的变化。联邦政府借款和信贷的收缩使银行可以按高于联邦储备银行管制条款规定的上限利率向储户支付利息。这种情况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间再度出现，每次出现都导致了金融脱媒（指储户将他们的存款从受到管制的银行转向管制较少的投资工具，比如股票和债券、对企业的直接贷款、可转让存单以及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为了应对这种损失，银行被迫按照市场利率购买基金，为它们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筹集资金。这种资产和债务的“失谐”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所有种类的非银行金融企业仍然在寻找每一个银行部门可利用的有利可图的机会。它们采用组织化的措施和产品创新以绕开管制性壁垒。在银行部门中，它们以相反的方向使用同样的措施——避开条文规定的管制性限制，为逃避管制而只提供管制较小的服务。管制者对这些规避管制的措施不加干预，这种现象日积月累，直到1980年引发了金融危机之后才被迫采取立法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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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国会通过了《储蓄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这一立法决定分阶段地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允许商业银行开立有利息的NOW（negotiable　orders　of　withdrawal，能签发可转让支付命令的活期存款）账户；取消了对联邦特许的储蓄账户在经营上和地理上的限制；储蓄保险的上限从40　000美元提高到了100　000美元。1981年当经济陷入衰退后，一场破产浪潮席卷了储蓄和贷款行业。国会于1982年迅速通过了《加恩圣杰曼银行法》（Garn　St。　Germain　Banking　Act），不仅让储蓄账户中的资金能更容易地购买基金和转为储蓄存款（通过将储蓄保险的保险金额提高150％），而且在向商业不动产和建筑业发放贷款、购买低级别的（“垃圾”）债券方面都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时，里根政府减少了监督行为，希望以此来释放“私人企业”精神。

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大危机的产生——这场金融灾难需要3　000亿美元的资金来为束手无策的储户提供担保。在全美国，尤其是在西南部的普遍现象是，银行支付高利率以吸引存款，然后向高风险企业贷款，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