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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人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做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惋。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侯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淬毙，胡为乎而然呢？您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蒋、毛二公时代，例子还少吗？举不尽了吧。纵在美国，甘乃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也。再者，朋友，我们的国共两党，一向都主张‘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这话据说连陈诚都说过），则疑犯罪犯又何从分别呢？试看‘六四’运动时，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体阻挡坦克车的小神经、大豪杰王维林，今在何处？江主席说他躲起来了；找不到了。难服攸攸之口也。我们怕他是在‘错杀一百’中，被公安部门一怒之下‘错杀’了也。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我们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对老百姓有个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国在世纪未，专制向法制转型，已近最后阶段，尚且如此，则生存在世纪初的专制时代，政客官僚的行为如何，就不难想像了。我们写史者、读史者，除掉叹息之外，夫复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头，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跑不脱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底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

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第一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宣传。应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迨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作‘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的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