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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