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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捻子拔营起寨,这一次他的任务便是失败了。只能由得郑安远先追击,咬住捻子,然后通知一天后就赶到的主力大军加快脚步,反正捻子内老弱甚多,精壮要护住妇孺一时也走不脱,等主力赶来,一起穷追猛打,杀得多少是多少罢了。
不过这样一来,心里是实在的不甘愿。
这一次打一下,拉一下,捻子确实已经被打服了。如果这样的情形捻子还不降,那么就当真没有办法了。
当然,最蠢的结果就是捻子不降也不走,原地挺着。
想到这里,李鸿章面露悲凉之色。如果是这样,那么,这近二十万人的皖北人要多半都死在这里了。
捻子虽然不能说是祸乱一方,不过在三河尖这里也肯定不会受地方的欢迎。二十万人人吃马嚼,军纪就算好也必须得扰民。军纪不好,那更不必说了。
等淮军主力一来,捻子自然是被杀的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到时候早就憋足了一口气的四周百姓绝不会对败逃的捻子客气,而紧邻三河尖的湖北那边,早就有不少本地的团练武装枕戈以待,只要捻子逃窜鄂北,迎接他们的也将是大刀长矛。
二十万捻子能剩下多少,李鸿章很怀疑。
一想到第一次独立办差就失败,李鸿章就郁闷的不行。整个下午,他都在军帐里来回的徘徊,叹息,到了傍晚间,伙夫们送来的饭食他几乎一口也吃不下去。
入黑之后,前方侦察的斥候发觉捻子大营内有异动,李鸿章差点沉不住气,当场就要失态。好在,他多年的养气功夫使得他沉稳下来,只是下令继续监视,如果发现捻子确实有要逃走的迹象,那么,就请郑安远出动中军镇追击。
与患得患失的李鸿章相比,张之洞就要轻松许多。这一天几乎是在完全无事的况态之内度过。他阅读了很多塘报,感觉对新朝的很多政治措施摸到了一点脉门。
军制可以说是几个两元化的结果。
首先,是野战部队与地方镇守部队之分。野战军四处征战,并不特定驻守在某一处,而是经常调动,甚至会驻扎在山沟里,这一切,只会保持野战部队的精锐程度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体力,毫无疑问,淮军的野战部队将会在完全的制度下保障下,始终如现在这般能征善战。
地方上,则在雄城要隘设立内镇军,专责保护地方。而地方也有资助及与内镇军队合作的义务,军镇子弟,也以本弟良家子弟品性与体格都出众的青年担当,在优厚的待遇及一定的服役年限之下,这些出自本土的青年子弟会以最饱满的热诚来保护地方,这一点,是与中国以往的任何一种军事制度都绝然不同的。
然后,便是总体制度上的多元化。军令部与军法、后勤、军情、总参等各部职责不全,而且又完全平行,可以说,是保障了军队内的体系足以把军队管理的井井有条而不致于混乱,又不必忌惮任何人在军队中揽权。
这制度当真是妙极了,年轻的张之洞借着烛火研读着淮军与政府中的种种架构条例,激赏不已。
(246)分权
政治的多元化,也是呈现出端倪来。对地方的控制,特别是张华轩改了府州县一级异地做官这一条,特别是妙极。
本地人做本地的亲民官,在以前历朝有个坏处,坏在宗族把持,那简直就可以把地方变成独立王国。
新朝就绝无这种问题,淮军已经把地方势力摧毁的干干净净。不会再有所谓的士绅出来干涉地方政务了。
历朝历代,无不是靠地方势力与朝廷共治天下,异地为官的,要么捞钱,想做实事的,就得与地方势力妥协合作。而官员到了地方,言语不通,人生地疏,光是了解地方情形就要很久,三年一考,优异升迁,中平转调,最下者留任或解职。所以,官员都不愿生事,因为朝廷考绩,最优等的就是四个字:地方安静。
怎么安静?没匪盗,没洪水没旱灾,诉讼也少,这就是所谓地方安静了。明季时,地方上连水利也不修,清朝略好一些,不过左右也是百姓无事不要生非为要旨。一切发明进步,一切思想进步,则自然无从谈起,更不要谈发展地方了。
所以清朝的所谓盛世,不过就是邀天之福,康乾年间大量引进玉米番薯等外来作物,高产保得人丁滋盛,人能吃饱自然没有起义,也就是所谓盛世了。而乾隆中期之后,人口超过两亿,清廷又全无办法,一味等死而已。人口越多,吃不饱的流民就越多,则起义就越多。而地方官员与中央的盘苛加税也就越多,则恶性循环不已。
改革官制之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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