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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贝克尔强调一般知识的获取、积累、扩散，对于降低分工协调成本和扩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这一过程是斯密“劳动分工原理”的本质。

众所周知，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贡献是最终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国民财富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3）贸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场广度。因此，自由贸易被认为是取消对劳动分工的限制从而取消对国民财富的增长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径。

贝克尔的分工协调与一般知识的理论则导致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陈述：（1）在劳动分工的拓展与国民财富的增长之间，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化；（2）劳动的专业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识的分离”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因此而发生日益增加的协调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识的积累及其在参与分工的专业化劳动者之间的分享，可以降低协调分工的成本，从而导致分工的拓展和财富的增长。

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自由贸易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能够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按照贝克尔的理论，一般知识的积累和分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远远超过市场拓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贝克尔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教育和研发部门的效率及知识的普及程度，是当代国民财富增长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对未来分工的协调方式的预测——“临时组合”，并不是单纯基于降低协调成本，而是基于更深层的财富创造原理。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阐释，是由德鲁克在1993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巨著中给出的。

德鲁克预言，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资本，从而劳动者与资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将消失，或至少发生本质性转化，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转化为无数以个体经验为知识资本的专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在随后的10年里，直至生命的终点，德鲁克继续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这些因知识分工而成为职业劳动者的专家，其实应当被称为“知识劳动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时是体力劳动的和脑力劳动的，例如，典型地，飞机维修师、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员、住房环境污染程度检测员、心理及养生保健咨询师、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护理人员和各类医学呈像仪器的操作者。

德鲁克的“知识社会”概念所蕴涵的知识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当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1）知识的定价问题；（2）知识劳动者的道德自律问题。

又根据我对各项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参阅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经济研究》，1996年），德鲁克所论的知识劳动者各自拥有的专业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正是这一强烈的知识互补性，使分工与协调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展从而使财富在更大范围的不断创造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培顿·杨最近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著作——中译本书名为《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已经提供了结成社会网络的知识劳动者们的知识交换过程的演化过程的分析方法。

把贝克尔所论的知识扩散过程嵌入社会网络，这一研究议题正凸现为当代经济学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研究议题，由于涉及远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专业得多的知识，此处不予介绍。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我同样不可能对上述德鲁克提出的知识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有更深入的探讨。下面，也是作为这篇短文的结尾部分，我将尽可能简短地介绍博依索特的研究论文。

博依索特的《知识资产》，最近有了一个出色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绍他在提出了“知识资产”概念之后发表的最新论文——“数据，信息，知识”（《演化经济学杂志》，2004年，总第14卷，第43~67页）。

知识社会与知识资产问题（4）

他在这篇论文里论证，我们对世界分类时使用的那些范畴，借助于情感与理性，已经先验地在各种特定情境内为我们设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论，只有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数据之有意义，是因为接收数据的人已经积累了足够知识来理解这一意义。数据是低耗能系统，它只改变行为意向。

现在，我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