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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注：《写与读》。）老舍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教科书”的这种看法，同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是不谋而合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老舍同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许地山均有密切来往，他从读书和写作实践中领悟出同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老舍在当时还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以这种文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从他最初三部长篇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新文学运动历史上，一些杰出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创作活动的初期，都曾经接受过欧洲文学的影响，有的是在欧洲文学的启示下开始从事创作的。鲁迅说他的《狂人日记》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郭沫若的《女神》则分明烙印着惠特曼诗风的某些痕迹。老舍在创作的初期，也大致经历着同样的历程。他的《老张的哲学》在结构形式上就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他在写作《老张的哲学》之前，刚刚读过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这两部作品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因为它们继承了流浪汉传奇小说的传统，所以在记述主人公的遭遇时，好象是信笔写来，有点散漫。老舍当时读外国作品还不多，“想选择也无从选择起”，于是选择了这两部书做为“画稿子”。《老张的哲学》在结构上的散漫，固然反映了老舍当时艺术表现上的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同狄更斯上述作品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这个作品的结构形式老舍是不满意的。当他构思第三部作品《二马》时，他有意识地纠正了这一点。他说：“《二马》是我在国外的末一部作品：从‘作’的方面说，已经有了些经验；从‘读’的方面说，我不但读的多了，而且认识了英国当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与描写工细是当代文艺的特色；读了它们，不会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开始决定往‘细’里写。”（注：《我怎样写〈二马〉》。）在结构上，他取法善于铺陈故事的康拉德，使《二马》线索单纯而又富于变化。他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长进。可以这样说，老舍的初期创作活动烙印着英国文学特别是狄更斯、康拉德的影响的痕迹，这同鲁迅的《狂人日记》烙印着果戈理《狂人日记》影响的痕迹是一样的。当作家走向成熟的时候，这种影响便被化入圆熟的技巧之中，不复辨认了。

老舍在伦敦，连续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个长篇，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九二九年六月，他把《二马》寄给了《小说月报》，就离开了伦敦。

第三章 讽刺小说的新收获——《老张的哲学》、《赵子曰》

《老张的哲学》最初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七卷第七号（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续完；一九二八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赵子曰》也由《小说月报》连载，从第十八卷第三号（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以后第八号、第十号续载，至第十一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续完；一九二八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连续出版，在二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上曾经引起不小的反响。一九二八年十月《时事新报》上曾经刊出商务印书馆的广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

《赵子曰》这部作品的描写对象是学生的生活。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