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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错觉：不，功夫常常是会负有心人的；功夫负不负有心人本该没有那么重要的；“有心”的价值是不能用“负与不负”来衡量的。

兰德为自己小说人物性格过于鲜明这一点辩护时说：我的写法是浪漫现实主义。世上真的有“浪漫现实主义”这种东西吗？Howard这个“完美的人”之所以能坚持自我是因为Rand赋予了他两个秉性：绝对的才华和对他人意见绝对的绝缘。而这两个秉性几乎是反人性的，更不要说二者的结合。如果说Howard惊人的才华可以为其对自我意志辩护的话，那么，一个不那么有才华的人可不可以那么“坚信自我”呢？如果那个“自我”并不可信呢？如果是非信条只是一种相对的、主观的事物，那自我怀疑是不是比自我信念更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这大约也是为什么Rand坚持自己的哲学基石是“客观主义”，因为如果现实不是“客观”的，信念就不可能是绝对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对他人意见完全绝缘的人是可能的吗？在Rand笔下，Howard无亲无故，十岁那年就知道自己要成为建筑师，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建筑。一个人的意志可能这样从天上掉下来吗？难道一个人的自我不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的吗？难道人作为群居动物，真的丝毫不需要来自于他人的温暖吗？难道人的社会性不正如个体性，是人的本质之维度吗？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时，我的皮肤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

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骂：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个时尚杂志记者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洪晃毕竟是洪晃：“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些词，它们本身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新左派”……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那些干嘛！

红唇　（暂缺）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宿舍楼的Resident　Advisor。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栋楼需要一个　Resident Advisor――我们有superintendent，也有security　guard，还有清洁工。这么多管理人员，显然架空了我这个楼长，于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