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3/4 页)

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篇叫作《痴人》的短文里：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

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

（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