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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甚至写下了“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这样的话,这些,多少透露出了一种偏见。
四,机权排患补阙。吴伟业记载说,左良玉爱将陈秀犯罪,而左良玉正在病中,火气很大,陈秀必死。柳敬亭认为应当救下陈秀,但必须找到给左良玉进言的机会才行。他听说左良玉身边藏着一幅有关的画儿,觉得可以作为进谏的契机。就诱导左良玉把画儿取出来给他看,左良玉指着《关陇破贼图》说,我日后将入山修道。图上左良玉身着衲衣,柱杖,数童子跟从,其中一个背负瓢笠,最靠近左良玉的,就是陈秀。柳敬亭装着不知道,问这是哪个?左良玉说这画的是陈秀,但是他犯下大罪,活不成了。柳敬亭说,是的,他不该有负你的大恩,但是,在这画儿上,是一起跟随你进山的,他这么一死,不是让这幅画儿上的人不全了吗?左良玉听了,心中感恻,于是免了陈秀死罪。吴伟业写道,“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柳敬亭的智慧对于“武人”左良玉,确实是十分需要的。
五,武昌金陵特使。当柳敬亭在武昌军中时,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煤山自尽,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金陵方面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登基,立即征歌选色,导入荒淫,而排挤史可法,打击复社士人;四镇将帅为争富庶驻地闹得不可开交。南明小朝廷就这样“文争于内,武哄于外”。《桃花扇》从《哭主》到《移防》以八出戏来表现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马阮之流对于在武昌手握数十万重兵的左良玉满怀疑忌,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柳敬亭受左良玉派遣,赴金陵斡旋双方关系,愿意“捐弃故嫌”,服从朝廷,以求维护岌岌危也的明朝江山。吴伟业等文人记载,都是左良玉派遣柳敬亭,从关系上说,固然是这样,但这个大主意是哪个出的,却语焉不详。我们虽不必一定要说是柳敬亭给左良玉出了这个好主意,但也不能排斥这正是出于柳敬亭的智慧。黄宗羲等大文人笔下渲染的,是一介说书艺人柳敬亭,到了金陵,如何“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而“市井小人”则窃窃私语说,“这不是说书的某人么,今富贵若此!”事情确实有着这样不免滑稽的一面,但对于此时的柳敬亭为何能这样不平凡,却未曾着墨,也不能不是一种失记,是我们后人所应该注意到的。
《桃花扇》出于戏剧需要,对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斡旋这一史实并未采用,因为如果采用,柳敬亭就成了很显要的戏剧主角,这不合此剧的格局。对于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桃花扇》写为让柳敬亭赴金陵送达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檄文,而这个第三十一出戏叫做《草檄》,主要情节是写左良玉如何决定进军金陵,*马阮,因此,柳敬亭也不是这出戏的主角,而只是在这出戏的末尾时,挺身而出,表示愿赴金陵传檄。剧中人们赞叹说,“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他们发出了“义士,义士!壮哉,壮哉!”的赞美之声。剧本的收场诗还写道:“从来义士无还日,眼看长江下海门。”这些,与剧情当然是契合的,渲染了当时一种历史的氛围,但孔尚任确实也借此对历史中的柳敬亭表示了极大的敬仰。
关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的积极作为,还应单独说一说的,是柳敬亭对左良玉最根本的影响。《桃花扇》在第十三出《哭主》中,安排了柳敬亭为左良玉说书,是《秦叔宝见姑娘》(姑娘即姑妈)。这段说书中的情节,对应着左良玉的生平经历,以至于令左良玉三次发出感慨:
第一次:'小生掩泪介' 咱家也都经过了。
第二次:'小生作骄态,笑介' 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
第三次:'小生照镜镊鬓介' 俺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如今白发新生,杀贼未尽,好不恨也。
孔尚任这就具体表现了柳敬亭对左良玉是如何劝忠劝孝的,历史地看,这就是当时柳敬亭力所能及对左良玉的积极影响,当时明朝将领只要心中真有忠孝二字,就能内顾大局,外不降清。这两点,许多人都没做到,而左良玉做到了。钱谦益的《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就是肯定了柳敬亭的这个积极作用,说“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可惜的是,后来,清军在明朝降将赵之龙引导下开进南京城时,钱谦益本人却与一些官僚、文人,站在了迎接清军的队伍中,被讥为晚节不终。
从柳敬亭得左良玉信任之深,即可证柳敬亭对左良玉的思想影响之大。钱曾为钱谦益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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