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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二人还暗指历年盐政、巡盐御史等均有营私舞弊之嫌疑。

罢，石宝通和庞大元便都积劳成疾，抱病不起了，道是有负圣恩，不能再为圣上分忧，奏请告假养病。

皇帝准了石宝通和庞大元所奏，又惊闻两淮盐课亏空数额如此之巨，大怒，当下特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容高为钦差，出勘彻查此案。

容高不负圣望，案情很快水落石出。

也因如此，容高方才明白为何石宝通和庞大元会忽然抱病不起。

原来案子并非复杂，难却难在案之犯着实难拿。

涉案之人竟然从当地盐商，到朝中内阁、后宫皆有，牵连之广，大出人意料。

就薛云上所知，这位前任盐政友公友大人的叔父，正是如今内阁辅臣友阁老。

而此任巡盐御史廖启东则是世勋之后，其妹是敬妃。

更巧的是，这位巡盐御史家中还与馨和郡主的夫家有亲。

可知稍有不慎，就是襄王府也要牵连其中。

然，更让皇帝震怒的是这些人还官商勾结，相互包庇开脱，拒不认罪。

容高奉旨严查，但友公等人到底是朝廷命官，无旨不得擅自抓拿。

无奈之下，容高只得拘来友公家里的总管事。

当日堂上，容高将友大人贪赃二十六万两有余的罪证摆友公家管事面前，令其招供。

没想这位管事却是个胆大包天的，不但睁眼说瞎话，还满口胡言，说这些二十余万两银子是两淮盐商暂存他一个管事处的，以期他一个小小的管事代为购货与古玩等物的。

管事还言辞凿凿友大人并不知情，所以非行贿受贿。

盐商闻讯，亦异口同辞，大呼冤枉。

皇帝听闻，深以为盐商乃此案祸首，当下便下了道谕旨定两淮盐商越权办差、冒滥支销和行贿盐政等罪。

只是户部尚书郑承付谏言，江南盐商千丝万缕早已结成商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郑承付还启禀道：“且历年来盐商常于农耕、水利和赈灾等倾囊相助，多番解朝廷燃眉之急，并非全是害群之马。”

郑承付又进言，可将两淮盐商递解进京，以证人而非罪者待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个击破，终大破江南官商的攻守之盟。

为江南民生计，皇帝不得不再下谕旨，宽恕两淮盐商，但又言贪赃盐官不可轻恕，让容高从严查处。

容高在两淮如何查处且不提，只说不出半月，便被递解进京的两淮盐商。

事到如今，这说服盐商的人选至关重要，一时竟让皇帝踟蹰了。

此案牵连甚广，此时再看殿上满朝的文武，却无一人让皇帝觉着是可信的。

地上所站百官也噤若寒蝉。

皇帝来回审视，忽扫见近前持笏垂首的襄郡王，不禁又想起襄郡王府中那两个颇得他亲眼的两个子侄来。

想罢，皇帝一锤定音，令襄郡王、大爷薛云起和薛云上父子三人，大理寺协同担此重任。

襄郡王自然知道这差事牵连甚广，是个烫手山芋接不得，稍有不慎便开罪满朝。

可这是皇帝的旨意，襄郡王不敢违，只得躬身领旨。

起初，大爷薛云起听闻皇帝亲派了他差事，深知只要这趟差事办好了，今后再不能如此仕途虚度了。

可一听说襄郡王竟然领的是这么一个棘手的差事，大爷薛云起顿时又心生退却之意了，还劝襄郡王道：“父王，这差事可不好办。”

襄郡王亦十分苦恼道：“我如何不知的，只是圣命难违。”

薛云起沉吟片刻后，道：“父王，儿子倒有一计，虽不甚好，但到底也比如今毫无对策的强些。”

襄郡王眼前一亮，道：“你且说。”

薛云起过来在襄郡王耳边道：“江南之事刻不容缓，为今之计，父王可行‘拖’字诀。”

闻言，襄郡王摇了摇头，道：“不妥，只怕圣上怪罪。”

薛云起笑道：“不过是盐商狡诈，与父王何干的。只要此事拖而不决，顶天了咱们王府不过得个督办不力之名，总比开罪满朝文武强些。”

“如今只看父王舍不舍得这名声了。”薛云起嘴上如此说，却深知襄郡王定会答应的。

果然，襄郡王踌躇半晌，权衡利弊，也以为只能如此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