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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湖南巡抚的李瀚章，本是湖南州县的官员，长期跟随曾国藩湘军，对军政事务都很熟悉。他的性情镇定宁静，锐气内敛，采取了一些非常的举措，使湖南的政务有了起色。

清廷认为太平军已被扫平，应该集中四川和湖南的财力，进军云南和贵州。由于太平军余部仍在福建南部活动，清廷非常关注湖南东南部边界的卫戍。

1865年，同治四年（6）

清廷下诏，让曾国藩和李鸿章筹论全局。

曾国藩在4月份上奏说，云南是最偏远的省份，贵州则是最贫穷的省份。在全国局势如此糜烂的时期，朝廷实在是鞭长莫及。但是，皇帝继承大统，就连万里之外的新疆，也是尺土必争，一民必救。何况云南和贵州还是属于内地，怎能不力图远略，恢复原来的局面呢？

他说，自古以来，行军的道路没有一定，但进兵必须有根据地，筹饷必须有专人负责。所以谋取江南必须以上游为根据地，谋取西域就必须以关内为根据地。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他认为，要平定云南的战乱，应当以四川为根据地，责成四川总督筹饷。要平定贵州的战乱，则应当以湖南为根据地，责成湖南巡抚筹饷。四川的南部大部与云南相邻，湖南的西部大部与贵州相邻，进攻也就是自防。这是势不得已、义不容辞的事情。不过，既然责成四川和湖南专顾一方，就不能让它们兼顾其他省份了。

曾国藩先分析了湖南的状况。他说，近年来湖南派兵西攻贵州，东防江西，本省的兵力为数不少，但还有东征局，要用巨款接济安徽与江苏。此外还有滇捐局、黔捐局、江西捐局和浙江捐局。各处筹饷越来越多，则本省的进款越来越少，是决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上一年恽世临派周洪印和戈鉴等人进攻贵州，接连攻克古州、都江、上江和天柱四城，贵州百姓已有复苏的希望。如果当时乘胜进取，北攻镇远，南攻都匀，就可以与省城贵阳沟通，劳崇光也就不至于坐困贵阳了。

由于湖南饷银匮乏，恽世临不敢招募勇丁，增加部队，因而无法大举深入，以至于辜负了贵州人的重望。

曾国藩说，新任湖南巡抚李瀚章，在他的大营里呆了六年之久，又是李鸿章的胞兄，认识许多从金陵返回湖南的将领，以及湘淮军中得力的官员，而且彼此信任。如果朝廷令他选将练兵，专门谋划贵州的军事，必定可以逐步取得功效。但是东征局已经裁撤，只能酌情增加本省的厘税，以接济在贵州作战的军饷，不能多为甘肃提供补给，更不能分出银子来接济云南。专门负责一处，则心思专一，如果四处分饷，则财力单薄。这是由湖南支援贵州的办法。

至于四川，近年已经肃清了本省，并在协助接济外省，也是财力空虚。成都距离云南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力派得多，则军粮的运输极为艰难；兵力派得少，又很难制服回民武装。即便是竭尽四川的力量去支援云南，恐怕还是不够的。何况四川北部的保宁和龙安，必须驻扎重兵，防备甘肃的造反武装，四川南部的酉阳和泸州，也必须驻扎重兵，防备贵州的造反者。所以不可能专门图取云南，而放弃其他防地。

然而云南孤悬南陲，只有四川距离较近。昭通与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来隶属四川，雍正年间才隶属云南。要进军云南，除了四川，别无下手的地方。倘使四川总督能够兼任办理云南省军务的职衔，或者干脆前往叙州，驻扎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为云南提供四五万两银子的军饷，那么云南巡抚林鸿年进驻昭东，也就有恃无恐了。而跟随进入云南的文武官员，可以免掉有去无归的担忧，才能树立杀敌立功的信心。

几个月以后，如果巡抚能在昭东立稳脚跟，梳理政务，云南百姓感到天子没有遗弃这个偏远的省份，相信巡抚能够保障本省的安定，就会相继返回家园，共图对付造反者的办法。然后开设铜厂，兴办铸造，制造战船，以利转运物资，或许可以挽回全局。这是治理云南的办法。

曾国藩又说，张亮基打算在江苏和安徽征兵，林鸿年打算从长沙分取军饷，虽然用心良苦，但是难取成效。如果朝廷采用他提出的办法，责成湖南巡抚办理贵州的事情，责成四川总督办理云南的事情，那么甘肃的军饷，就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和湖北四省筹划。他和其他臣子决不会推诿。

在曾国藩上疏清廷的时候，李瀚章得知太平军余部汪海洋等人驻扎在福建和广东边境，提出四省合击，湖南再次扩军。巡抚派陈士杰率部从桂阳前往仁化，派王永章率部从宜章前往乐昌，派张义贵率部驻扎郴州。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