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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曾国藩在8月份亲自审讯李秀成、洪仁达和洪仁发等人，议定罪名以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1864年，同治三年（22）

李万材在供词中说洪福瑱已经死亡，而江西和浙江的湘军，纷纷争辩，说洪福瑱没死。左宗棠和沈葆桢分别上疏讽刺曾国藩。

曾国藩上奏说，他抵达金陵以后，接见诸位将领，见他们的脸色无不憔悴可怜。他给诸位将领宣讲皇上仁爱，多方抚慰，既夸奖他们可怜可敬的功劳，又以忘死忘劳的大义加以勉励。

曾国藩在奏折中谈了对洪秀全戮尸焚尸的经过之后，又说洪秀全宫中有一名姓黄的婢女，是道州人，就是亲手埋葬洪秀全的人。他亲自询问这名婢女，据婢女招供，洪秀全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日因湘军猛攻金陵，服毒身死，秘不发丧，十多天后才宣布。洪福瑱在屋子周围堆积薪材，打算在城破时自焚，与其他人的口供都相吻合。连日来，在宫殿的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查看他的金印和玉印，都是在巷战时夺取过来的，又好像已经逃出宫殿。

李秀成供认曾携带洪福瑱出城，后来分散。不过，这次逃奔的太平军，仅有十六日夜间从地道缺口逃出几百人，湘军有骑兵追到湖熟，已经全部围杀。从十七日以后，曾国荃便将缺口封砌，关闭所有城门，搜杀三天。

洪福瑱是十六岁少年，即便没有丧身于烈火，也必定已死在乱军之中。

李秀成被擒后，各营投降的士卒，以及城外附近的居民，人人都认识他，围观的人堵塞了道路。经过多日审讯，他亲笔写下几万字的供词，陈述太平军的始末，对于他本人作战的情况，讲述得甚为详细。又力劝官军，不宜专杀两广人，否则太平军更加孤立，造反者更加顽固，战事没有止境。他的说法颇有可以采纳之处。

这些天来，办案的文武官员，都请将李秀成用囚车押送京城。连来道贺的洋人戈登和威妥玛，也希望把他押送京城。

但是，曾国藩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李秀成只是一个小丑，不必把这样的俘虏献给朝廷。从来解送京城的要犯，必须以好言劝诱，许以不死。李秀成知道自己没有逃脱一死的可能，有可能在途中绝食而死，或者夺路而逃，反而会逃脱一个该杀的要犯，留下巨大的祸患。而且李秀成熟悉权术，很会笼络人，颇得民心。城破以后，乡民出于同情而将他藏匿起来。

曾国藩说，他还听说萧孚泗的部下抓到李自成以后，乡民竟然将亲兵王三清扔到水里，好像代李秀成报仇，而泄私愤。李秀成被关入囚笼的第二天，湘军又擒获松王陈德风。陈德风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他听说这两件事以后，知道李秀成还没有失去民心，他的部属也对他怀有忠心，所以决定将他就地正法，以绝后患。于是在初六日行刑。

洪仁达是洪秀全的胞兄，与长兄洪仁发暴戾恣横，多行不义，是李秀成深为遗憾的人物，被捕后还如痴如醉，口称天父不绝。因为他已病重，已于初四日先行处决。

尽管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陈述了没有将李秀成押解到京城的理由，仍然有人怀疑曾国藩的做法另有动机。舆论沸腾，矛头纷纷指责曾国荃。他们的意思是，曾国藩草草地将李秀成处死，是为曾国荃隐瞒了什么。

面对千夫所指，曾国荃非常郁闷，因为他作战艰苦，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还要背负一个骂名。曾国藩手下的宿将如杨岳斌、彭玉麟和鲍超等人都打算告辞离去，人们马上怀疑他们与曾国荃不和，还说金陵的钱财都到了曾国荃的军中。曾国荃在作战中负了伤，又得了疥疮，便请病假回归乡里，遣散所部二万五千人，留一万人驻守金陵，另留一万五千人作为游击安徽南北的预备队。

在攻克金陵的作战中立下功劳因而受封了爵位的几个人，李臣典因病亡故，萧孚泗因丧事归乡。武明良当了个记名提督，请假回家后就病死了。

大功告成了，这些将士郁郁寡欢，悲凉沮丧，也许是因为作战时杀气太重，当胜利到来的时候，便觉得虚弱不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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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帅军队，本来就诚惶诚恐，自己庆幸扫平了洪秀全的太平军，攻克了金陵，实现了刚刚起兵时的愿望，为了退避权势，以保清名，于是极力宣扬湘军已经暮气沉沉，不能够再用，主张清廷用淮军，接着镇压捻军。

曾国藩说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