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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题，最后又经姚氏二次题跋，姚梁皆鉴定为宋代拓本先祖父叔彦先生为董其昌季子祖源山水册页题跋，“民抄董宦”后，祖源宅被焚毁、书画荡然无存，此册页十二帧，极为罕见，笔墨洒脱，先祖称其“工力渊源，几造元人堂奥”，册页后有许巨川题跋书画鉴藏与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3）

收藏之道中不但蕴含着对故物的钟爱，也渗透着人际之间的交往与切磋，可以说是一种文人之间的交谊方式。某人得到一种藏品，或可在同好之间相互赏玩，或可题写自己的鉴赏心得，这种形式常常体现在书画、碑帖、版本甚至是彝器铭文拓片的题跋之中。题跋的内容多以观赏经过、真伪评价、艺术赏析为大略以记之，一件名作可经历代鉴赏家依次题跋，旧时古玩行称之为“帮手”，一件书画“帮手”越多则越“阔”。后来也有些作品虽然艺术水平一般，但经收藏者请来众多名家题跋、捧场，抬高作品的身价，被称之为“穷画阔帮手”。其实，真正的鉴赏家是不会为伪作或水平一般的作品题跋的，这种情况以请来“大纱帽”（即有权势而附庸风雅的人）为多。我在观赏一些手卷的时候也偶有发现题跋的次序竟有时代前后倒置的情况，即前人在后而近人在前，甚至有展卷至终已然留白，经过很长一段，末尾又出现题跋的情况，这大多是受命题跋者自谦的表示，认为自己不能和大鉴赏家同列，或留给前辈更多的题写空间，将自己的跋附于骥尾，以此也足见前辈鉴藏家谦逊的风范。

有些经过几位名家共同把玩的书画或器物则更有趣味，也可反映出前辈古人的交谊与往来。我藏有一方清代张叔未（廷济）取自河南新郑子产庙唐碑残石磨成的圭型石砚，本来不是什么珍贵文物，但经叔未请梁山舟（同书）和翁覃（方纲）题写砚石边铭和砚盒，自然就颇有意思了。张叔未生于1768年，梁山舟生于1723年，翁覃生于1733年。叔未晚山舟四十五岁，晚覃三十五岁，但于此物可见他们在收藏玩赏之间的交往。梁山舟于砚石边铭文曰：“一片石，千余年；没字碑，谁宝旃。同书识。”翁覃则在砚盒面上题“东里润色”四字，并注明“叔未得唐子产庙碑残石，琢为砚，因以昔年所摹张迁碑四字弁之，亦张廷济藏唐子产庙残碑磨制的圭形石砚及细部君家典故也。方纲”。叔未自在盒底撰写残石来源始末。子产是春秋时郑国大夫，居于新郑东里，唐时在新郑建庙立碑，叔未得之残石，已越千年，故山舟有“千余年”之语。《论语？宪问》又有“东里子产润色之”，故而覃题“东里润色”四字。一方石砚，经三位鉴藏名家和大文人之手，自然趣味盎然，同时又见三人之间的忘年交谊。

我在幼年时曾见到过叶恭绰、张伯驹、张叔诚诸位先生，对他们观赏文物时的那种庄重和恭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又接触到启功、朱家、周绍良等前辈，有幸伫立在旁看他们展卷拜观书画，也是同样凝神屏气，肃穆万分的神态。旧时观赏文物讲究沐手焚香，大抵也是出于对古人遗物的敬畏。这种庄静与安详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心态。鉴赏的过程当是穿过时空的隧道与古人的交流，需要一种沉静和安详，何尝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寻宝”、“鉴宝”节目中那种飞扬浮躁与插科打诨地做秀？

我常常想起八十年代与袁行云先生观赏书札时的情景，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虽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富裕，家中所遗吉光片羽，他也从未用金钱去估算过价值。当时我们两家相距不甚远，晚饭后常常互相串串门，观赏几件字画或书札。袁先生所藏书札不少，大多为清中叶以后的名家尺牍，每观至会心处，会忘记时间已近午夜。袁先生生活的时代虽远远脱离了文人士大夫年代，但他身上的那种谦和、低调，却从骨子里透出旧时文人的气质。

歌德说“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我想主要的幸福与快乐当是来自于收藏的过程中，蕴含于玩摩和研究之内，这也是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应有的心态。

我们常说“文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文物作为收藏品，它们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却是永远不会变的，它们所给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享受更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更迭，历来速于西方社会，一件收藏品伴随收藏者的一生已属不易，焉能子子孙孙永远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前朝书画上钤有“子孙永宝之”或“子子孙孙永宝之”的印章，其实当我们展卷拜观时早已不知流经多少藏家之手。我们在这件文物面前为其艺术魅力倾倒之时，也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