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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社稷”，最先奠定了自己的站位之后再说。不过只这样是不够的，为什么薛崇训每遇到有争议的决策时都会找杜暹商议，而且常常引以为知音？自然不是杜暹毫无主见只顾迎合，他是有一番和薛崇训默契见解的人。他用不经意的目光看了一眼旁边香案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河中公主他在宴会上见过，另一个是薛崇训的近侍姚婉也是在晋王府时就见过的，无论如何此时应该注意措辞，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接了，他便继续缓缓说道：“武周时士族被极大削弱，恢复李唐之后前唐朝政多年混乱，有走终南山捷径求名的、有千方百计结交大臣的、甚至卖｜官粥爵也不少见。科举取士渐为世人所接受，只是如今的科举仍需出身与名望，寒士难求功名。陛下革新科举制度唯才是举，天下人心所向只是会进一步影响士族入仕，定会有人非议。”

最后一句提醒了薛崇训，他想起自己要加入此时的人们陌生的数学，恐怕反而会变成别人的话柄，对推行制度的改变显然是很不利的。他便问道：“我给朝臣们看的那本《数学》你见过没有？”

杜暹答道：“臣看了一些，时间仓促尚未读完。”

薛崇训又问：“将其加入科举的科目之中如何？”

杜暹就知道薛崇训会问这个问题，便从容答道：“陛下有此一问，自是比臣先预见到此举会增加科举变法的难度；既然如此，陛下仍要问，定然另有深意。”

薛崇训笑了，说道：“那你说说看，我有何深意？”

杜暹道：“臣未读完此书，故不敢妄言。”

薛崇训觉得杜暹很理解自己，就仍不住说了点想法：“世人读书以先贤典籍为重，但仍然重视天文历法等学问，是因四时气节实用于农耕。而我推崇数学，是它可以为户、工、兵等部提供实用基础。比如你在营州之战时用的炮，调整射程的炮表就涉及到数学计算。国家不仅需要有济世救民抱负和明理处事的贤才，还需要能推进世道进步的人才，这样国家才能日益强大百姓才能越过越好。”

杜暹见过炮表的计算方式，也听说过薛崇训用测船来计算粮食重量的逸闻趣事，加上这回能著书立说，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训是怎么琢磨出这些东西的，大约天子确实有点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说道：“陛下为圣人，甚于先贤。”

薛崇训对于这样的褒扬觉得有点过了，便笑道：“你这句话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绝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经道，“先贤以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为治世，陛下之大志却远非于此。”

杜暹回到内阁衙门，其他三个人问他有没有科举的问答，杜暹自己也当着内阁学士，便将薛崇训想革新科举并将那本书列入科考题目的事儿说了。王昌龄当即就说皇上是嫌反对科举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说那门学说相当于天文历法一样，于国有利，并不表示什么看法。张九龄还是那句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考，公平就行。

苏晋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赐玺的人，就是圣人，古代圣贤的书可以用来｜经世治国，当今圣人的书为何不能？他是拥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训神化也是他干的事，所以这么主张也是立场坚定，一条道走到黑，为官者不是谁都能是窦怀贞，政见和站位稳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四个阁臣一合计，决定让皇帝下，内阁衙门只需要提出建议和列出预见的危险。

正好此时已临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总结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内阁的名义进行汇总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要预先谋划明年的政策，进行国策调整。

科举取士就是第一大国策转变；之后是户部财政的政策，内阁等人没有提出仍然建议，在他们看来有所作为的只有让内务局和国库分开这一点了，但没人提出来，军费消耗的账目只有通过开源节流等治标不治本的法子来意思一下，新钱法仍然实行保守政策，因为此时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家，户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钱”的计划只有以国库实际储存的硬通货和纺织物等实物为凭据，保守印钱避免经济动荡，薛崇训捣鼓出的纸币和银票差不多，没有充分发挥纸币的作用；

来年的兵事作出了改变，因为营州之战和薛崇训个人在决策上的表现，再去反对东北用兵的事已经没有意义，内阁只有在咨文中调整国策，提高东北防务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丽灭国之后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这基本是国策基调）；对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逻些城，内臣们建议除了援助军备，应设法向末氏地区增兵，只